曹茜把护照放在桌上时，窗外正下着雨。
辽宁七月的雨，总是来得急。她想起小时候，别家的孩子在外面踩水坑，她在窗边背课文。父亲坐在炕沿，不说话，只是听着。背错一个字，那沉默就会延长几秒。
她从不觉得那是陪伴。那是监视。
现在她要去德国了。母亲坐在床沿叠衣服，每一下都压得很实。父亲从屋外进来，裤脚湿了半截，把一个报纸包着的纸包放在桌上，推到她手边。
七万块。报纸是三天前的，油墨味还没散尽。
她没看父亲，也没说谢谢。她只是把钱收进背包最里层，拉链拉到头。
安检口，母亲突然拽住她的袖子。
“到了来电话。”
她点点头，没回头。
汉堡的冬天比辽宁还冷。
曹茜在一家中餐馆的后厨洗碗，水是冰的，手上裂了口子，胶布缠了一层又一层。她想起小时候冻手，母亲用猪油给她抹，抹完让她把手揣进棉袄袖子里。
她甩甩头，把那画面甩出去。
第一次打电话回家，她站在街角的电话亭里，攥着话筒，指节发白。
“妈，是我。”
母亲的声音抖了一下，接着是父亲的脚步声。她以为他们会问她冷不冷，累不累，吃得惯吗。但父亲接过电话，第一句是：
“是不是又要钱？”
她愣了一下。
“不是，我就是……”
“不是要钱你打电话干什么？我还以为我女儿死在外面了。”
她把话筒挂上。
那之后很多年，她再没拨过那个号码。
她换了城市，换了号码，换了语言，换了名字。她在慕尼黑读博士，在柏林教书，在莱茵河边有了自己的房子。她结婚那天没给父母发照片，孩子出生时也没通知他们。
她以为这就是自由。
2017年，一个陌生号码反复打来。
她不接。对方发短信，说自己是记者，说她的父母在找她，说母亲得了乳腺癌，父亲也查出了癌症，两个人都在等。
她把手机放到一边。
那天晚上，她坐在书房的窗边，看外面的街道。德国秋天的叶子落得很慢，一片一片往下坠。她忽然想起很小的时候，父亲从田里回来，肩上扛着锄头，裤腿上全是泥。她跑过去，他弯下腰，从兜里摸出一颗糖。
糖纸是红色的，黏糊糊的，化了。
她吃了。
她不记得那糖甜不甜。她只记得自己吃完就把糖纸扔了，跑去找别的孩子玩。
她站起来，把窗关严。
记者第二次联系她时，说的是父母已经病危。
曹茜在电话这头沉默了很久。
“我不会回去的。”
“你父母……”
“他们是我的父母，但不是我的家人。”
她说完，挂断。
后来她听说，母亲走之前一直在叫她的名字。
父亲没说话。父亲很多年前就不怎么说话了。
她不知道的是，当年那七万块，是父亲卖掉了家里的牛，又挨家挨户借遍了亲戚，才凑齐的。
她不知道的是，她高考志愿被改，不是父亲想把她拴在身边，是因为那一年爷爷病重，家里再也供不起她去南方的路费和生活费。
她不知道的是，父亲挂掉电话后，在电话亭外面站了很久。
辽宁的冬天很冷，他没戴手套。
曹茜今年五十三岁了。
她在德国的家里有一个书房，书架上摆满了德文专著。她的学生叫她曹教授，她的丈夫叫她茜。她的儿子今年十九岁，正在申请去美国读大学。
儿子问她，妈妈，你当年是怎么出国的？
她说，我父母借钱送我去的。
儿子又问，那你后来回去看过他们吗？
她没有回答。
窗外又下雨了。德国的雨和辽宁的雨不一样，下得很安静，像是什么话憋了很久，终究没说出来。
她忽然想起，自己已经二十一年没有亲口叫过一声“爸”和“妈”。
她以为他们还在那里。电话那头的忙音，是这辈子最长的一声不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