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遗忘
乘着风啊，随飞鸟到海的那一边。岛歌，随风飘吧，把我的眼泪也带走吧！带到你的窗前，带到你的梦里，带到你的身边，然后消失不见。
刺桐花开，招风雨来，往复的悲伤如同过岛的海浪，走入林中，和你相遇，又在今夜，与你分离，可是你去了哪里，哪里都没有你的痕迹。我不知道，我要去哪里，哪里都没有我的空隙。
——汤旭《岛歌》
离开大鹏，我带克里斯蒂娜去了一个行将废弃的教堂。
我说：“在大多数人的认知里，深圳大概只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但这座教堂却已经存在了一百五十多年了。当时西方传教士抱着圣经从小渔港登陆，在这里不仅建起了这座教堂，还开设了学堂，让很多女性也有机会接受教育。”
四周杂草丛生，教堂不远处有一个方形的池塘，池塘旁有棵大榕树，几位老人正坐在榕树下唱粤曲，有板有眼。
克里斯蒂娜在榕树下听了有一段时间，她很好奇地问这些老人：“你们都曾是这个学堂的学生吗？”有几个老人笑着连连称是，还向她回忆起当年上学的情形。
她听得津津有味，跟我说：“阿福，我喜欢这个地方。”
克里斯蒂娜回法国之前，我们又去听了一场论坛。这一次的主题跟‘城市化’有关，是克里斯蒂娜来中国前就定好的日程。
发言嘉宾在场上激情澎湃地演说：“当我们提到‘城市化’这个概念的时候，并不仅仅是指经济和产业，不单是我们盖了多少高楼大厦，把多少比例的人口从农村户口变了城镇户口……城市化必须落到具体的活生生的‘人’身上，因此我们提出‘人的城市化’这个概念，它更关注人在这个城市中的变化和成长。当然，这个过程中会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挣扎彷徨、找不到方向，甚至流血……但这就是成长，就是蜕变，把每一个人都从文化和历史的包袱中解放出来，像初生婴儿一样，融入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时代潮流中。”
中场休息的时候，克里斯蒂娜跟我说她想以互联网的方式在深圳边缘地域的几个工业区开展针对青年工人的成人教育，想邀请我一起参与——毕竟我对中国比她了解。
我问她：“你之前不是对儿童教育比较感兴趣的吗，怎么又关注起青工来了？”
她说：“上次来中国，除了和你去看演出、听讲座、做问卷，我还顺便去几个工业区走访过，我发现青工问题并不只是单一社会群体的问题，它的一头牵着农村，一头连着城市，连接着过去和未来。正如刚才那位发言人说的，人的城市化关乎到每一个人——这正是我想做这个项目的原因。”
听她这么说，我突然在她身上映射出了传教士的形象，认识她这么长时间了，竟没问过她是不是基督徒。我知道她其实是想借这个项目帮我，我跟说：“你让我考虑一下吧……克里斯蒂娜，我不是社会精英，估计以后也成不了那样的人。以前我不知天高地厚，膨胀得很厉害，但现在我更想做一个脚踏实地的普通人。坦白说，我真不知道最后会不会让你失望。”
她说：“没关系的，你有心就能做得好。”
从论坛现场出来，我们约好了去大芬的一间咖啡馆和朋友叙旧，那里刚好在举行一个摄影展，展出的是云南梅里雪山的风光。
几个文艺女青年看得很陶醉：“好美啊！我还从来都没看过雪山呢。”
我恶习难改，上前搭讪：“我在骑川藏线的时候看过。”
她回过头问我：“你是不是去过很多地方啊？”
我连国门都没踏出过，算哪门子去过很多地方啊！回头看克里斯蒂娜，她这个自来熟已经和新朋友聊得正起劲。
我四处浏览，看到展架上的摄影师介绍，才发现是麥麥的作品。自从麥麥离开丽江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系过了，从没想过会在深圳和她的作品相遇。
一打听才知道，原来这个摄影展是之前在互联网众筹的，它一共在深圳、广州、成都、武汉、南京、西安、丽江、拉萨、北京、上海等十个城市展开，邀请了上百名摄影师参展，今天展出的这场刚好是麥麥的。
我赶紧询问：“那麥麥今天在现场吗？”
对方指着角落里坐着的一个身形瘦弱的女孩：“她就是咯。今天是展览的最后一天，明天她就要飞去成都了，那里有个青年空间在等着她呢。”
我上前和她打招呼：“麥麥，真没想到还能在深圳遇到你。刚看了你的摄影作品，真不错。”
她显然已经不认识我了，有些愕然：“不好意思，我们以前有见过吗？”
“你不是麥麥吗？”
“是啊，我是麥麥，请问你是哪位？”
“我是阿福啊，我们之前在丽江的时候认识的。我们还一起爬过狮子山的，你还记得吗？”
“对不起啊，我不认识什么叫阿福的，你大概是记错了。今晚有好几波人过来跟我搭讪，我都烦透了，麻烦你让我一个人待会儿。”
我自讨没趣，尴尬到无地自容，悻悻地离开，旁听克里斯蒂娜和新朋友大谈互联网时代的未来。
我和克里斯蒂娜并排坐着，对面那朋友咽了一口果汁，开始滔滔不绝：“现在互联网已经开始呈现出它的颠覆性了，很多行业都面临着重新洗牌的危机，尤其是传统制造业。原先我们以为的竞争对手都来自行业内部的思维早就过过时了，现在你根本就预料不到你的敌人在哪里，击垮我们的往往都是一些来自于互联网的新生事物，行业之间的壁垒慢慢地都被互联网消融掉了。所以呀，现在什么都谈创新，跨界合作最重要。你就说现在的互联网众筹吧，以前哪有这种东西啊！”
我难以掩饰自己的心不在焉，目光时不时地瞟向墙上被阳光映射的雪山。我又想起了几年前在丽江飘荡着音乐的那些夜晚，麥麥刚才既陌生又厌恶的表情在我脑海挥之不去。
那晚我很早就回去了，打开电脑本想看一下之前在川藏线上拍的那些视频，却无意间点开了一个杨小美的视频。那是在深圳北站拍的，她穿着白色的T-恤在镜头下笑得特别美。为什么这样美的笑容越来越少了呢？
我反复看了那个视频好几十遍，直至深夜。我发了疯似地冲下楼，奔向深圳北站，我强烈地感觉到她已经旅行回来了。
到了北站，里面一个人都没有，只看到光亮的墙壁和广告牌。我灰心丧气地走回小区，一抬头，猛然看到散落在夜空中的繁星……
苏颜，我又梦见煜钦了。我梦到我和他一起坐在雅鲁藏布峡谷的江边，凝视着翻滚的江水很长时间不说话。我靠在他的膝盖上，就像小时候夏天靠在爷爷的膝盖上乘凉一样。他问我为什么不开心，我说有好多人都离开了，他们都不记得我了。
他说：“阿福，一定有人会忘记你，也一定有人会记得你，这是人生的常态。但你一定要相信：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些人，不在你身边，就一定在你心里。”
第二天，我睡到中午才醒来，克里斯蒂娜的飞机已经起飞有一段时间了，我看到荒地远处的脚手架已经拆下来了，这意味着那片楼房也快建好了。
我接到邵凯鸿的电话：“阿福，你还在深圳吗？有没有时间见一面？”
我是周末在山上的一家疗养院见到他的，那里距离东部华侨城不远。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坐着轮椅在湖边晒太阳，脸色很苍白，完全没有了之前在丽江的那份神采奕奕。他告诉我他得了胃癌，检查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晚期，只剩下不到两个月的寿命了。
“那年我们在丽江认识的时候，我是去接替我同事没完成的工作，他才二十出头就得肝癌去世，没想到现在轮到我了。他走的时候，我心里就有一种紧迫感，想趁早把事情做完。”
“所以你那段时间工作总是很拼命？”
“但还是跑不赢死神啊！一不当心把命给拼掉了……细想一下，再忙碌到头来还不是都一样？”
“其实还是不一样的，一般人如果得了重病，能挂上号住院就已经很不错了。你现在住在山上的疗养院里，还有年轻漂亮的护士专门服侍你，已经很不错了，这是资本的特权。多少人忙忙碌碌一辈子，临时的时候想要有个人陪在身边都未能如愿。”
“这么久不见，没想到你变得这么尖酸刻薄。”
“没有啊，我只是觉得，你当初应该去卖保险，而不是做旅游开发。开发本身就是一种破坏——想要打破原有的平衡建立一种新秩序，但处理不好就会把自己搭进去。”
“阿福，有道德操守是对的，但并没有什么可值得标榜的，不要用过于保守的思维和方法去理解当下的问题。”
我不想和一个将死之人争辩太多，这是我对朋友残存的一点善意。我们是来告别的，不是来吵架的。我很感激他能告诉我他的病情，虽然他知道我来了也帮不上什么忙。我既不能提供任何更有效的治疗方案，也没有多余的钱支持他（事实上他并不缺钱），而那些鼓励他坚强地与病魔作抗争的话，肯定也有不少人跟他说过。既然来了，我能做些什么呢？
我把包里安德烈·纪德的那本《人间食粮》送给他：“纪德说上帝无处不在，可能这本书会对你有帮助——虽然我知道你平时也不怎么看书。”
我推着他绕着湖走了一圈，树上的鸟在叽叽喳喳叫个不停，那些自由的生命总是比愚蠢的人类欢快许多。
临走时，邵凯鸿问我：“阿福，你还有什么特别想完成的事情吗？”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带着问题下了山。
我来到福田中心书城的广场，今天和以往的周末一样很热闹，我找了一个石板凳坐下，左边的乐队在唱黄家驹的《光辉岁月》，右边是一个皮肤黝黑的乡村姑娘，在唱降央卓玛的《走天涯》，两种不同风格的声音拉高了分贝想要占领我的耳朵。
背后传来一个声音：“大哥，你能不能借点钱给我买点吃的？我已经一整天没吃东西了。”
我回头一看，是个二十岁不到的年轻人，头发凌乱，穿着一件不知道从哪里捡来的破西服。我给了他二十块钱，以为他拿了钱就会赶紧去附近的商店买吃的，没想到他竟然在我旁边坐了下来。
他说：“科学家们说，800万亿年后宇宙就会彻底地灭亡，可人类在那之前就已经灭亡了，因为太阳最终会燃烧完，地球也会因为能量枯竭而最终萎缩。因此，现在科学家们正在银河系寻找新的适宜人类居住的星球。”
他说话的时候眼睛没看我，而是低头看着地板。我问他从哪里听来的这些理论，他说上高中时他就对天体物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常看科幻杂志。他说他今天在图书馆里看了一上午的物理学杂志，还问我知不知道图灵和爱因斯坦，我说我大概听过他们的故事。
地球毁灭这么遥远的事情，我有生之年是关心不过来了，但这个神情专注的年轻人就在我眼前。我问他：“听口音你不像本地人，你是从哪里来的啊？”
他说他是安徽人，父母都是农民。我又问他：“那你为什么来深圳啊？”
“我想去香港。”他依旧不看我，只看地。
“那你港澳通行证办好了吗？”
“没有，我父母把我的身份证扣下来了，办不了。”原来，自从迷恋上天体物理学后，他就经常逃课跑去校外的网吧上网，学校多次打电话给他父母，要求他退学。退学之后他也没心思工作，到处乱跑。无奈之下，父母只好扣下了他的身份证，把他锁在家里。后来，他从家里逃出来，来到了深圳。
“你为什么想要去香港呢？”
“那里有外星人留下的痕迹。”
“既然没有港澳通行证，那你准备用什么方法过去啊？”
“香港和深圳之间有好几个地方只隔着一条河，我只要找机会从河里游过去就行。我之前已经探查好了，找到一处最浅最窄的地方，准备今晚后半夜就游过去。”
听他这么描述的时候，我想起许多电影中呈现的画面：无数大陆人为了逃避大饥荒，从中原甚至更北的地方千里奔袭，来到沿海，冒着被枪毙和淹死的危险，跳进界河，想要游向对岸的香港——那画面和非洲角马大迁徙竟是如此相似！那时候的深圳还只是一个小渔港，站在岸边眺望一江之隔的香港，大概也会觉得见着了海市蜃楼吧？
边界！边界，是无数弱者获得内心安宁与庇护的防护墙，也是无数追求自由者必须跨越的障碍。
即使我知道他凶多吉少，但我由衷地羡慕他脸上的单纯与执着——在深圳很难再看到这种表情，他让我想起了久未联系的小艾和唐越。
我甚至都没问这个年轻人会不会游泳，只对他说：“祝你一路顺风，自己注意安全。”
离开中心书城，我去买了棵荔枝树回来，一路扛到深圳北站向着我阳台的那片荒地上，在荒地的正中央挖坑种下。
苏颜，我曾经听人说，种一棵果树最佳的时机是十五年前，其次是现在。小时候在乡村，看着那些已经活了上百年大樟树，我心里总是充满敬畏。但是现在，我不知道这棵荔枝树在这四周都是高楼林立的荒地上能不能活上十五年。但管它呢，我种树也不一定就是为了吃果子。况且，今天见了邵凯鸿之后，我都不确定自己还能不能再活十五年。
种好树后已是傍晚，我回到房间，打开电脑开始写《寻找素颜》的众筹文案。文案写完的时候，已是黎明时分，朝阳从远处新建的商品房方向升起，迎面照过来。俯瞰远眺，我看到荒地上新种的那棵荔枝树毅然伫立……
太阳，我在这里！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