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数历朝历代，对士大夫最为优渥的，当属赵宋一代。实际上，这也是君主与士大夫共治最为融洽的时候。察有宋一代，其中当以宋仁宗赵祯一朝为最盛。宋朝最重“祖宗之法”，而“专法仁宗”的“仁祖之法”则成为仁宗朝以后士大夫口中的定例。所谓“祖宗之法”，乃是一系列故事、惯例和典故的组成，颇类似今之“普通法”的性质，也即有先例可循。所以，也不难明白为何赵宋（至少是宋真宗以降）的内政外交均趋于保守和内向（当然，保守与内向并不自带贬义）。

宋仁宗赵祯一生几于平淡，可谓“庸常”，虽文治隆盛，而武功则乏善可陈。时宋人评之曰，“仁宗皇帝百事不会，只会作官家（宋人私下称呼君主为“官家”）”。作为一代守成之主，下笔为其作传，必不容易写得精彩，而历史学者吴钩所著《宋仁宗：共治时代》一书则大可观瞻。此书另择蹊径，以时间为线索，将“君主”作为一种制度，钩沉仁宗一朝史事，讲述了仁宗御宇下的君臣共治，或直接或间接地勾画了宋仁宗作为人君、人子、人夫、人父的一生，以及他的精神和历史世界。不久前曾作一文《唐太宗的鸟与包拯的唾沫》，盛赞了宋仁宗赵祯，不过却有不少史实的讹误，当在后文订正。

宋仁宗，宋真宗赵恒（“黄金屋”和“颜如玉”的诗词典故便出自此君）第六子（电视剧《清平乐》中有称呼其为“六哥”，即来源于此），也是宋真宗独子（前诸子均早夭），初名赵受益。后其受立为皇储，按惯例赐名为赵祯，是为宋朝第四任君主，庙号“仁宗”。元人编撰的《宋史：仁宗本纪》评赞宋仁宗“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这是对帝王的最高礼赞。后代诸朝中，虽偶有庙号“仁宗”的，如清之嘉庆皇帝，但若比之于宋仁宗却也“其实难副”。

在民间演义中，宋仁宗是“狸猫换太子”的当事人（主角乃是包拯），事实当然与此多有出入。宋仁宗生母为章献太后刘娥宫中宫女，李姓，直至去世前的当日才获晋封为宸妃。章献太后归天后，仁宗始得知生母并非刘娥（电视剧《清平乐》中与此有出入，但为剧情和人物刻画需要则情有可原）。刘娥出身寒微，再嫁真宗而为嫔妃继而为中宫皇后，前夫则改姓为刘且与刘娥结为兄妹，成为皇亲显贵。有趣的是，仁宗第二任皇后曹氏也是再嫁之女，其夫李植于大婚当晚“逾垣而走”，竟翻墙跑了。可知宋朝对女子再嫁并不以为耻。虽然仁宗并非刘娥亲生，但她对仁宗却视如己出，教导甚严，仁宗称其为“大娘娘”。仁宗生性仁厚，得知宸妃为生母的实情后自是万分痛苦，他追封宸妃为皇太后，并于章献太后灵前泣告，“自今大娘娘平生分明矣”。时任翰林学士的晏殊为李宸妃撰写神道碑文，只字未提仁宗生母一事，仁宗意见很大，直接诘问晏殊为何不直言宸妃“诞育圣躬”，晏殊辩解说已隐晦说出只是难以明说。仁宗依旧不悦。

宋真宗晚年常不豫，政事“多决于后”，一些实质性君权其实已经转移到刘皇后手中。真宗龙驭宾天后，留下遗诏“宜尊皇后为皇太后，军国事权兼取皇太后处分”。宰相丁谓要将“权”字删除，制诏的参知政事王曾坚决不同意。在宋时，“权”字常加在官职之前，政治意义重大。如权知开封府，意为暂任开封府知府，类似于今日副职主持工作，进退余地很大。刘太后临朝称制多年，有武周之心自是不必怀疑（比如她多次以天子仪制试探大臣，均遭到强烈反对而罢），不敢行而已。尽管如此，司马光依旧评判刘太后“于赵氏有大功”。

仁宗亲政后，先后创庆历、嘉祐之治，为史称赞，亦成首倡之“祖宗之法”。察其缘由，大概如下：

一是权力的多元化分配和相互制衡。这还要从两方面说起。

宋部分承袭唐制，仍旧设立宰相之职。宰相（要有平章事或同平章事的荣衔）乃中书门下长官（分为首相和次相），副职为参知政事，辖管民政。枢密院长官为枢密使，副职为枢密使副，辖管军政。中书门下和枢密院合称“两府”，班位排序依次为首相、次相、枢密使、参知政事（副宰相）、枢密副使，是宋朝的宰执团队。宋初时，宋太祖和宋太宗均积极介入日常政治决策（比如每日视朝、收回宰相以“堂帖”号令四方之权），君主从幕后走向前台，“两府”的权力中枢地位低落。但不可否认的是，“两府”依然发挥了对君权的强大制衡作用，比如作为正式政令的诏书非由宰相副署则无效。宋太祖初立赵普为相，然而并无其他宰相副署，敕命亦不能生效。太祖提出自己副署，被赵普以不合宪度为由拒绝（此有司职尔，非帝王事也），其后由太祖之弟赵匡义（宋太宗，当时知开封府领同平章事一衔）副署才成之，避免了君权干预太深的先例。

在实际政务中，宰相统揽政治决策，军国大事由“两府”议定后交于皇帝御批，曰“可”即执行。真宗时，有大臣进言，“今请礼乐征伐大事出一人，自余细务委任大臣、百司”，真宗说“此颇识大体”。也就是说，君主不可乾纲独断。当然，君主也常常推恩发出“内降”或“手诏”进行“斜封”，不经过“两府”，这当然是不合宪度，所以也常常被“两府”驳回不予执行，或被台谏官抗议而收回成命。比如，真宗时手诏欲立刘娥为贵妃，宰相当着內侍的面直接烧了诏书。某年，仁宗下诏欲恢复王氏女封号，富弼（晏殊女婿）认为不妥拒绝起草，并将仁宗旨意退回（类似唐时门下省封驳之权）。有一次，仁宗要给苏辙授官，按律需由知制诰起草任命状，当时的知制诰认为苏辙“专攻人主，维护宰相”（宰相韩琦听说后苦笑道“苏辙不是骂‘宰相不足用吗’”），拒绝起草，这名知制诰叫王安石。更有趣的是，宰相杜衍常常将仁宗私自下发的手诏“积至十数，则连封而面还之”，搞得仁宗不好意思的同时还得称赞他“助我多矣”。

其次是台谏系统对君主“自由意志”的制约。台谏官纠察政府和百官，人事任免不受宰相控制（台谏官也不可推荐宰执人选），与政府和宰执团队亦是相互独立，有利于充分发挥监察功能。按宋朝“祖宗故事”，“台谏官之进退，宰相不可干预”。亦按制，台谏官也可风闻奏事，可以免予追究责任。但若所请不实，有时受罚也是应当。名臣范仲淹（晏殊推荐入阁）、欧阳修、包拯、韩琦、蔡襄等都曾任台谏之官，均能犯颜直上，秉口直言政事利弊，甚至连唾沫星子都飞溅到仁宗脸上。仁宗欲废郭皇后，宰相吕夷简、李迪都赞同，范仲淹等台谏官却极陈不可，仁宗和中书门下均不受理章疏，仁宗还不经程序便直接敕命将御史中丞（御史台长官）孔道辅贬黜出京，引起台谏官的强烈反弹。庆历年间，仁宗欲立夏竦为枢密使，御史中丞王拱辰奏称夏竦“经略西师，无功称而归”，见仁宗不理会便拉着他的衣服不放，迫使仁宗收回成命。包拯甫任御史中丞便向仁宗请立东宫太子，戳中仁宗痛处，仁宗很不高兴问到“卿欲谁立”。任内包拯将三司使（掌管财政，号称“计相”）张方平弹劾下马，接任的宋祈也遭包拯反对而除官，最后仁宗像是开玩笑一般将包拯从“权御史中丞”的位置上调整到了“权三司使”，却遭到欧阳修猛烈批评（说包拯不知避嫌）。嘉祐年间，宰相文彦博被御史弹劾，尽管经查所奏不实，但文彦博依旧深感不安多次请辞。台谏官在仁宗时，可以令“天子改容，宰相待罪”，充分显示了对君权和相权的制约。这有点类似于今之议会政治，若议会对政府投出不信任票，要么更换政府，要么重选议会。

刘太后临朝称制多年，仁宗亲政后当然不甘心只作“象征性”的君主，从他恢复“每日朝”制度即知一斑。不过，后因身体原因，又改成了“单日朝”。再经过废后和立后的风波，仁宗自然明白自己的“自由意志”是不可能充分实现了。当时有不少大臣（比如崭露头角的王安石和司马光）就批评仁宗的垂拱无为，劝谏仁宗收权柄，简出睿断。仁宗曾说，“屡有人言朕少断。非不欲处分，盖缘国家动有祖宗故事，苟或出令，未合宪度，便成过失。以此需经大臣议论而行。台谏官见有未便，但言来，不惮追改也”。当时，甚至连宫廷內侍都知王守忠也对仁宗说了“天下事皆由宰相，陛下不得自传”的异议。仁宗默然良久答道，“任人者，兴王之本。自任者，失道之君”。当然，这不能说宋仁宗乃至宋朝的君主都只是“象征性”的而并无实际权力，只是这权力被“祖宗故事”和宰相台谏等制度约束了而已。当时吕夷简和王曾同在中书为相，但两人却有不少龃龉，屡次请辞相位，甚至有一次在仁宗面前争吵不休失了体面，仁宗生气将二人均罢相出知外地。可见，只要在“宪度”内行事，君主的权柄依旧。

二是知人善任，从谏如流。苏轼曾说，“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搜揽天下豪杰，不可胜数”。察仁宗一朝，人才真可谓星河灿烂。唐宋八大家，欧阳修、三苏（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相继在仁宗朝登场。书法大家“苏黄米蔡”之蔡襄，执婉约词牛耳之柳永，理学家周敦颐、邵雍、张载、二程（程颐、程颢），名臣吕夷简、晏殊、范仲淹、富弼、韩琦、包拯、文彦博、司马光，武将如狄青，亦悉数活跃于仁宗时期。仅以几例作些说明。晏殊，北宋著名词人，为太子舍人，仁宗朝官至参知政事、御史中丞、枢密使、次相等职，后因修撰宸妃墓志一事遭弹劾被贬，去世时赠“司空”。晏殊举贤不避亲，且多次阻谏刘太后越位行事。欧阳修，北宋文学家，主持编撰《新唐书》并自编《新五代史》，仁宗时历任知谏院、权知开封府、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参与了范仲淹、韩琦和富弼等人发起的“庆历新政”改革，曾因故被贬安徽滁州，写下不朽名篇《醉翁亭记》。蔡襄，北宋著名书法家，与苏轼、黄庭坚、米芾齐名，仁宗朝先后任知制诰、翰林学士、权三司使等职，他任知制诰时，“每除授非当职，辄封还之。帝遇之甚厚”。也就是他多次“封还词头”，驳回仁宗旨意。“帝王之明在择人，辨邪正，则天下无不治矣。”仁宗一朝人才济济，仁宗本人也从谏如流，比之于唐太宗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一回，仁宗怀揣一份奏疏，梳头太监替仁宗梳头时便好奇问大臣所奏何事。原来是谏官上书请削减內侍宫女，梳头太监发牢骚说要减便第一个减他。后仁宗下诏“自某人以下三十人尽放出宫”，某人即梳头太监。皇后不解为何将其做第一名遣送，仁宗解释说太监竟劝我拒绝谏官的忠言，这种人不能留在身边。

台谏官犯颜直谏，虽是履行职责，然仁宗偶有震怒也在所难免。细看仁宗，不难发现他其实是个长情的人。因对生母愧疚，他便屡次重用舅舅李用和。曹皇后端庄但无趣，仁宗对善解人意的张泌晗（温成）宠爱有加，爱屋及乌便对其叔父张尧佐多有提携。庆历年间，仁宗欲提拔张尧佐为三司使，台谏官极力反对。后改任宣徽南院史、节度使等虚职，台谏官又群起而反对，把温成也牵扯了进来，仁宗盛怒，将御史官唐介外贬出京。没两年，仁宗又将唐介召回，还将其画像挂于宫内作自警。

三是仁宗本人性情的影响。仁宗天性仁孝宽裕，真宗在世时便说“太子纯孝之德，亦由天赋，非常情所及焉”，宰相寇准也称赞“皇太子天赋仁德”。这一天生的性情也影响了仁宗杀伐决断的魄力，何况其人本身也不喜生杀予夺的行事风格。这从多处事例均可看出。有一年，益州（今四川）一个老秀才劝当局割据自立，仁宗听说后却不以为杵，说老秀才是急于要做官，令有司给他一个司户参军的小官职。仁宗有次在宫内散步，不知何故曾屡屡回望身后。待回后却急索水喝，妃嫔不解为何不问镣子取水解渴。仁宗说自己屡屡回望却不见镣子注意，怕问了镣子恐要受到责罚，因此忍着。另一方面，在对西夏赵元昊的战争中，因廷议制度和仁宗本人的优柔寡断，导致一再贻误战机。所以说，仁宗性格的影响是多面的。当然，如果真如乾隆所说的一切均需由君主乾纲独断，那么君主专制所造成的危害则将更加严重。

仁宗末期依旧无子，这成为其一生的隐痛，也是朝堂中的敏感话题。经韩琦、包拯、王安石、司马光等众大臣多年多次劝谏后，仁宗终于再次接宗世子赵宗实入宫，立为皇子，赐名赵曙，是为宋朝第五任君主宋英宗。或许是巧合，赵宗实父亲赵允让在真宗时也曾被接入宫中抱养，后因仁宗的降生才被礼送出宫。仁宗龙驭宾天后，宰辅大臣请赵曙继位，赵曙吓得转身逃跑，还是大臣们将他抓住强行登基。

临到文末，便讲点题外之话。初读《宋仁宗：共治时代》一书时，并不知影视剧《清平乐》（“清平乐”本为词牌名，流行于宋）所述为何，特意去看时也是带着一点挑剔之心，专取书中内容自相对比。撇开其它不说，此剧虽与史实有出入（比如仁宗平时并不喜內侍张茂泽），但于历史细节处则照顾还算妥当（比如晏殊因仆从持笏稍迟发怒将仆从牙齿打落、王拱辰穿欧阳修状元袍），大致呈现了仁宗一朝的政治生态与仁宗个人的历史世界。《清平乐》剧本原为小说《孤城闭》，察宋仁宗一生，窃以为原名倒是更为合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