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文山的词，是好的。
好在哪里？好在隔。他写江南，你不必真到江南；他写窑火，你不必见过窑火。他的句子像一层薄薄的绢，覆在事物上，把棱角磨软了，把烟火滤淡了，剩下的便是一派温润的、可远观不可亵玩的东方。我们爱的，就是这层绢。
可绢后面是什么？是织绢的人。他织了一辈子，手是巧的，眼是毒的，知道哪一针下去能让你心头一颤。但你若要他把自己的日子也织成那样，就难了。日子是粗粝的，是碎屑的，是经不起押韵的。一个人的手艺可以精纯到极致，而他这个人，照样吃睡，照样计较，照样在暗处有暗处的纠缠。这没什么不可理解。是我们向来把工匠当圣人，把写情歌的当情圣，这账，算不到工匠头上。
旧时听人说，画竹的人未必心中有竹，他心中有的只是笔法、墨色、干湿浓淡。至于竹子本身的风骨，那是观者自己添上去的。写词也是。他写青花，写檀香，写铜镜里的朱颜，他心里也许只有韵脚，只有平仄，只有下一句该怎么接才不落俗。我们却从这些字缝里读出了深情，读出了纯粹，读出了一个完美的、值得托付的灵魂。我们是在读自己罢了。
如今那些词还在，随便点开一首，旋律一起，还是美的。釉色没变，韵脚没变，变的是我们看织绢人的眼神。但说到底，我们与那个人的缘分，不过是一首歌的长度。他把句子交给了旋律，我们把耳朵交给了句子，两清了。至于他私下里是怎样的人，与那首歌本身，原本就是两桩事。
世上的创作者，大多如此。你吃到一个极好的鸡蛋，不必去认识那只母鸡。这话粗，却实在。母鸡过它自己的日子，啄食，踱步，偶尔在角落里有些不足为外人道的计较。它不知道它下的蛋被你煎成了何等完美的形状，它也不需要对那个形状负责。
把词还给词，把人留给人。那层绢，还可以继续隔在眼前，让该美的继续美，该碎的，就让它在看不见的地方碎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