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许多人可能从未听说过它的名字，”我在笔记本电脑上打下一行字，开启我此行的本职工作——记录。这时门外有人用蹩脚的普通话通知我那个人来了。我合上电脑，出门与他会面。接下来几天，我要和他共度，并对他进行采访。
那是一个清晨，远处兽脊般起伏的山脉在阳光的勾勒下镶上一层金边。我走出门时冷风灌入我的袖管，我打了个哆嗦，裹紧衣服，在昏暗的晨光中辨认他的身影。
他穿着一套灰色西装，上面攀爬覆盖着或大或小的折痕。他的裤腿显得臃肿肥大，我想应该是里面穿了厚棉裤的缘故。西装里面是一个v领毛背心，再往里是一件已经泛黄的衬衫，和系得端端正正的暗黄色领带。
“你好。”我走过去迎接他，并与他握手。在感受到了如砾石一般粗糙的皮肤的同时，我也看清了他的容貌。他浓密乌黑的眉毛微微皱着，眉眼间布满细纹。脸颊宽大，肩膀也宽大，给人一种可靠且威严之感。最让我捉摸不透的是他深沉的眼睛。他的瞳孔乌黑，看向我的那一刻，我感觉他在审视我，也在怜悯我。
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天，我意识到了他无可替代的身份，他是真正的，大自然的挚友。
在我与他的对话中，往事顺着大地上蜿蜒的河流缓缓走来，摊开在我面前的，却是令人胆寒的灾厄与困难。
“我95年刚到这里，给我开展工作的经费只有三百块钱。”......
95年初，他乘坐颠簸一路的卡车，皱着眉来到这里。在他眼前的是一望无尽的土黄与褐绿色交织的田野，和远处微微反射日光的雪山。然而当他与县政府会面时，县委面露难色，“我们全县凑起来，加上拨款，都在这了，一共三百块钱，”县委的双手颤抖着将几张皱巴巴的纸币塞在他手中，并拍了拍他的肩膀，“同志。”县委微微闪着泪光的眼睛里含着信任与希望，但更多的是无尽的无奈，那种眼神给他带来了刻骨铭心的寒凉。
“一个贫困县，拿出这么多的财力、人力、物力，这在某种程度上讲真是了不得的。”他向我感慨到，他的手习惯性地在空中比划。
“96年，我们破获了一个比较大的案子。他们总共打了五百四十多头藏羚羊。”
他和同伴进入盗猎现场时，满地都是堆放在一起的被全身扒掉皮毛的羚羊。它们身上暗红的血色在呼啸而来的风中厉声哭喊毛皮贩子的暴行，裸露零散的骨骼昭示它们曾受到残酷卑劣的虐待。现在，它们以非自然的形式被曝尸荒野，在这片它们生长的土地上。寒风好像也带了柔情，想抚平它们受到的伤害，但无济于事，于是转而暴戾起来，将空气中残留的血腥气味疯狂地吹散，吹到了他的面前。
他下车后，看着土黄色与褐绿色斑驳交织的荒野，和刺眼的腐烂的尸体，久久沉默。
他用双脚丈量着这片荒无人烟的土地，十几年来，一直如此。他曾和同伴给小羊羔喂奶。他们把奶嘴安在矿泉水瓶上，他像抱孩子一样抱起小羊羔，小家伙不停挣扎，但在喝到奶水的那一刻安静下来，依偎在这个眉头紧皱的陌生人怀里。于是他的身后常跟着三两只小羚羊。
但曾经当他们伙食断绝，走投无路时，他只能亲自打一头羚羊来维持生存。
说到这时，他低下头，眉头又皱了皱。“我不这样的话，很多同志都会饿死，”他摇着头说，“我当时就想，如果要追究我的法律责任，就只追究我这个人。”他用手指着自己，手指和声音有些颤抖。
......
我和他走出了门，面对着原野。太阳已经完全升起来了，高大的山体在地面上投下宽广的阴影。一抬头，看到在如海浪一般汹涌澎湃的山脉间，一只棕色的鹰舒展着翅膀，好像在寻找食物。
他告诉我，高原的荒漠上也有春天。五六月份，山坡上会出现迅速蔓延的低矮的野花。它们给粗犷的山脉装点上生命的气息。绿色蔓延在山地、河谷、旷野，此时，土地上会跑过旱獭、鼠兔、藏野驴。它们嬉戏玩乐，在低矮的草间挖刨啃食，还要注意天敌的伏击。藏狐会趁着鼠兔刨食突然进攻，放哨的雪雀却叽叽喳喳提醒它逃跑。旱獭喊叫着让同伴抵御棕熊的袭击。藏羚羊迁徙时路过青藏铁路，赶着去诞下新的生灵。
他看着面前的原野，再次沉默——他好像总是处于沉默和思考之中。
但我想我些许读懂了他的眼睛。
他作为人类的对大自然的归属感在这片荒野被无限放大，但同类的恶性又让他怀揣悲悯与罪恶感不停地走着。于是他尽自己所能去弥补自然的损失，去抚平生灵的伤痕。长时间的孤独让他有些不善言辞。但他获得了一个更高尚的朋友，一个当今社会许多人难以企及的朋友——大自然。他的心灵可以得到自然生灵的治愈，他可以获得最本真、最纯洁的震撼。而唯有这样的“他”多起来，人类才得以回到那个最低调、最博大、最高尚的朋友身边。
“可可西里已连续十多年未发生盗猎藏羚羊案件，藏羚羊数量从原来的2万只增长到7万多只。”我在文章结尾写道，“正是因为有他，有他们。”
在可可西里，原野无比辽阔，河湖无比宽广，百禽千兽，万物生长。而人类，要让荒野，永远荒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