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我高二。之前因熟背各种文学常识，我在班中浪得虚名，真正的作品读得非常有限——现在读过七年中文系，似乎也没好到哪儿去。当时的我多少还知道什么叫心虚，每周两节的政治课，于是成了我为吹牛还债的固定时段。
只可惜我用心不专，还惦记着一举两得提高下英文，书桌里预想的那些名著，也就降格成了改编后的中英对照读物。现在想来，唯一欣慰的，是当时的的确确啃的是英文，并没有投机取巧——话说回来，通过英语六级八年后的现在，我也依然需要通过头两册的新概念，来逐渐找回失落的英文记忆。
那一年，除去赶写其它科目的各种作业，拉拉杂杂算下来，其实也没读多少书。印象里，《爱玛》和《艰难时世》读完了，《卡斯特桥市长》读了一半，最刻骨铭心的一本，就是《双城记》。
十年之后，我重读了宋兆霖译的《双城记》，恍惚之间，十年一梦。十年前读英文，印象里蛮通顺；十年后读中文，前三章下来，那些看似熟悉的方块字让我感觉有点不知所云。所幸它们并没有影响随后的阅读体验——也许阅读和翻译同样需要一个渐入佳境的过程，做人还是厚道点儿吧。
梦醉梦醒，感受大不相同。十年前的露西温柔漂亮，十年之后，她更像一个扁平单薄的符号，所谓“女神”；十年前的达内英俊潇洒，十年之后，他依然善良，甚至更加勤劳，却并未体现出更为充分的理由，告诉我们为什么他会是露西最终的选择。
十年前，我不喜欢冷漠懒散的卡顿，甚至有些讨厌，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他就是《双城记》的创作初衷，更没有想到他会在结尾处做出如此高尚而纯粹的牺牲；十年之后，我眼睁睁地看着他耽溺于莫名却深沉的失落与颓废之中，痛苦得无以复加而又无法自拔，然后为了自己当初源于生命深处的庄重承诺，抖擞精神，步步为营，平静而安详地走向自己的人生终点。
作为自己的对立面，或许只有在牺牲的那一刻，卡顿才能找回真正的自我，吉萝婷于他，乃是真正意义上的解脱。“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不断的反复中，卡顿与耶稣最终合一，受难之际，他们同样神圣而庄严。这是狄更斯想象中的一个自我，或许，也是所有人想象中的一个自我。前赴后继的情感投射，终而成为常态，延宕百年。
十年前，我感受着马奈特在巴士底狱残忍至无物的压抑折磨，感受着德法日太太沉默良久之后那歇斯底里的爆发（“I want my revenge！”）。十年后，我忽然意识到对于马奈特而言，巴士底狱的不公远远抵不上达内二审时候的造化弄人——那是过去与现在血肉模糊的自戕，以及被禁止的救赎；而相较于德法日太太复仇的狂热，我更看重她那句阴沉从容的“医生，你救他啊，你救他啊！”——这句轻描淡写的嚣张与放肆，使她真正走到了自己的对立面，或者自己的另一面。
十年前，我偶尔也会困惑，为什么旧时仆人的一封信，就会让达内无所顾忌地回到那个是非之地，连带着将自己的整个家庭卷入万劫不复的血腥中心；十年后，我发现达内的回归并非因为所谓的单纯幼稚，那是他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与世界关系的盲目自信，那是根植于善良的迟钝，那是一切不随波逐流、不蝇营狗苟者为人处世的底线，即便是死，也不能撼动分毫。
十年前，我似乎顺理成章地接受了法国人民遭遇的苦难以及反抗的合法性，又顺理成章地接受了非理性暴动所带来的一切不公与嗜血；十年后，我看到的是狄更斯对于法国——也是他当时的英国——劳苦大众的深厚同情，也读出了他对于暴乱之后一切秩序伦理遭到践踏乃至颠覆的深重恐慌。矛盾与纠结中，狄更斯试图用“爱”为我们指明方向，但“爱”毕竟无法从制度上改变旧贵族们根深蒂固的恶劣性，更无法在一切都被推倒重来后避实就虚地描绘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美满图景。
十年前的《双城记》，是一部两个城市之间无数有血有肉者的激荡传奇；十年后的《双城记》，则更像是一部个人英雄主义的救世童话。女神露西之外，每一个人都试图尽己所能改变别人的命运，哪怕是涅槃后的马奈特，甚或是老而弥坚的洛瑞，更不用说达内和卡顿，以及另一个维度上的德法日夫妇——虽然在狄更斯的观念中，成败早有定数。
十年前，我看到有爱的一方，以一对耳朵为代价取得了坚实的胜利；十年之后，我更愿意找来托马斯·卡莱尔的《法国大革命》，重走一遍先辈学者们探索过的道路，或者希冀于侥幸之中，能够找到一个新的岔口。
十年前，我认为《双城记》至善至美，从开头到结尾；十年后，我自以为是地看到了《双城记》结构上的随意，以及狄更斯自娱自乐的夸张、调侃，还有那些渗透到括号里的絮絮叨叨。十年间，我看到了自己对于《双城记》印象的变化，评价的调整，以及那些触动内心的细节的游移。归根结底，我所看到的，不过是我自己十年来的转变。
经典也好，名著也罢，说到底都要经得住时代的考验，让人常读常新；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经典”“名著”的唯一评判标准。历史变迁，亦或个人起伏成长，都不足以影响经典的可读性，因为它们本身的容量在。它们试图做的，只是写透那些具体的、活生生的人，它们或许从未想过佐证什么普适性的理论道义，却都实实在在地超越了所有匍匐拘泥的语境，用有血有肉的形象超越了时空，超越了主义，超越了文学史观，而臻于永恒。
所以它们足以见证历史变迁，见证个人的兴衰起伏，所以有人将《战争与和平》或《堂吉诃德》或者其它名著视为一年一读的圣经，将文学视为生命中有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甚至视为生命的同构。某种意义上说，《双城记》正因其种种不完美的真实，而当之无愧地跻身这一行列。作为一面宽广辽阔的镜子，它有充分的能力照出我们自己，乃至宏伟历史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