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次下笔都近乎绝望,不知道该用怎样的笔触写下那些故事。笔下的文字怎样看都带着矫情、做作的姿态。
作为一个学新闻的人,看到底层剧团人民的种种艰辛而又无能为力时,会痛恨自己的无能,而作为一个人,面对别人生活的伤痕而口无遮拦时,更会痛恨自己的卑鄙。在菏泽四天,我找到了自己想要的故事,可是这故事太真实,太沉重。我要的故事里,有别人生活的苦难与艰辛。我又一次羞愧难当。
“最沉重的负担把我们压倒在地上,让我们屈服于它。然而,负担越重,我们的生命就越贴近大地,它就愈加真实地存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米兰·昆德拉
从菏泽市区驾车东行四十分钟,前往鄞城宋楼村。一路上,四周都是村民们的庄稼地,成排的白杨写照着一派田园风光。一座高大的院落突兀地立在道路两旁,我们的汽车开进大门,看到空荡荡的院子里立着一座大大的戏台,便知道,这就是宋家班了。
现在这是一家私营剧团,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了。现在在这里学习唱戏的都是周围村子里的孩子,最小的只有四五岁,最大的也不过十二三岁。据说是民国时期,有一位姓宋的地主酷爱听戏,便培养了这样一个戏班。目前这个剧团的团长姓刘,她的祖辈父辈曾是这个戏班的负责人,虽然地主早已不再,当年戏班的盛景不再,但是她觉得有责任将这个戏班、这个剧种保存下来,于是,这个柔弱的女人便成了负责十几个孩子生活,学习戏曲的“刘团长”。
乍见到刘团长时,是无法将她与一个剧团负责人的身份联系起来的:四十岁上下,高高瘦瘦,脸上颧骨略高些,皮肤粗糙,带着农村人那种特有的黝黑色,过时的红色毛衣里套了一件自己缝制的薄袄,而那挂在脖子里的毛衣链与还算时髦的棕色烫发则证明着这个女人骨子里的坚韧与活力。
见我们一行人来,剧团里有几个孩子好奇地和我们打招呼。一开始,我以为他们是村子里的小孩来这里玩的,交谈了几句才知道他们就是这里的学员,他们中最小的才四岁呀。
做向导的靖哥哥带我去他们的练功房,不过与其说是练功房,倒不如说是一间不是用来盛放东西的大仓库。空荡荡的房间里没有任何色彩与装饰物,四周的墙壁都是由厚塑料板围成,而这样的材质,会使得屋子冬季透凉,而夏季又会因为不透气而异常闷热。脚下则是坚硬冰凉的水泥地,无法想象他们平日里练功时,若是不慎摔倒该是多么疼痛。练功房西北角的衣架里零星地挂着几件褪了色的戏服,没有人知道它们是多么的寂寞。
戏班的后台是一个狭小幽暗的空间,里面却堆满了大大小小舞台上要用的东西:鼓、琴等乐器,装满戏服、的箱子,整齐立着的化妆台,墙上则挂满了老生用的各色长髯与几面锦旗。在那里,我们看见一个男孩正在化妆,画的是一个红脸老生妆。他的骨头很软,双腿向内盘坐在服装箱上毫不费力,他一边化妆一边好奇地和我们交谈,耐心回答着我们的许多问题,微微凸起的牙齿显得他十分地老实和可爱。
一会儿,刘团长招呼我们到后院吃午饭。午饭是戏班常见的“大锅饭”,灶台盘在院子里的角落里,大铁锅里炖的是冬瓜猪肉粉条,为了招呼我们,刘团长特意房里好多肉。盛好饭碗后,我们邀请孩子们一起来吃,他们淡淡地拒绝了,端起碗去了旁边的屋子里,我们,没有勉强。
很简单的一顿饭,冬瓜猪肉粉条炖得很香,虽然因为放的盐少而味道有些淡,我想大概是因为孩子们因为要保护嗓子而不能吃得口味过重,还有大白馍馍特别好吃。午饭后,我们留下了一堆脏碗油盘都由刘团长一个人细细收拾了去。
两个男人抬不起的不是一个箱子,而是一个十一岁男孩生活的重量
午饭一过,孩子们便忙着化妆换戏服,准备着为我们登台表演。他们的戏服因老旧而颜色暗淡了许多,本应该是成人穿的戏服现在松松垮垮地套在了他们身上;标准舞台上应该有的七道幕布也简化成了三道。不过,孩子们唱得十分动人:洪亮的或是沙哑的嗓音,曼妙的身段,精彩的对白让我们这些大人们为之一振,他们小小的身躯里竟然有这么大的能量。可是谁又知道,他们为学戏,付出过多少。在戏班里,我们几个人仅仅体验学习“耍花枪”这一个简单的动作就用了一个多小时,而且还耍得十分生硬。可想而知,他们每一个动作,每一句唱腔后都是经年累月的练习。
在他们表演的过程中,陆续有许多村民来观看,对于这些村民来说,这些戏曲就是他们的流行音乐。
为我们表演完后,他们需要将道具收到箱子里,再将箱子从舞台上抬到一个作为舞台车的卡车上,卡车将载着他们去另一个村子里表演。我们一行人中的几个男生上去帮忙。
一个道具箱子,一米八的大汉大庄没抬起来,向导靖哥哥上去帮忙,两个大男人合力还是没抬动,戏班里那个十一岁的的男孩见状走过来“我来吧。”然后,一个人将箱子抬上了车。
那一刻,两个男人抬不起的不是一个箱子,而是一个十一岁男孩生活的重量。
我们没有再说话。说什么,赞美吗?赞美那个男孩力气真大,搬得动这么重的箱子,可是这样的重量如果不是生活残酷地直接地向你压来,谁愿意拥有着背负重担的能力与力气。在我们看不见的时空里,他不知将这样重的箱子抬上抬下多少次?说什么,同情吗?怜悯吗?面对生活的强者,我又有什么资格去同情怜悯呢?唯有敬意,无限的敬意。
戏班里的孩子最小的只有四五岁,最大的也不过十二三岁。当同年纪的城里的孩子还在父母的怀里撒娇耍赖时,他们却不得不承担起生活给予的重量。他们都是周围村子里的,尽管有几个人是因为真正喜欢戏曲来戏班学习的,但是大多数还是因为家庭变故才来到这里学戏的,对于他们来说,喜欢有几分,无奈也有几分。
戏班里吹笛子的是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那是一个永远看不到光的小天使。由于不能看谱子,他只能通过机械记忆来吹奏。一场戏起码两个小时,他竟然全部跟上了节奏,我不知道他曾经多少次在黑夜里一次次地练习,一个只有五六岁的小男孩,忍受过多少自卑与失败。
他走到那里都是怯生生的,活动结束拍合照的时候,他一个人躲在后院,戏班里另一个小孩将他领了过来,他左手拎着一个大书包,右手拿着他的笛子。在别人的安排下,他蹲在了前排最左端的位置,把笛子放进包里,嘴角一扬,留下来一张合影。
命运
这个私人剧团的收入及其微薄,甚至还要依靠社会组织的依靠。他们所穿的衣服大部分来源于社会捐助。那天19摄氏度的天气里,还有孩子穿的是棉袄。
刘团长是个善良心软的人,看着这些孩子们没有依靠,用戏班的方式将他们聚在一起。一来可以传承这个地方的非遗柳子戏,更重要的是给他们一个家。可是,经济上的困难又该怎么解决呢?
临走时,这些孩子们与我们拥抱告别。清清亮亮的眼睛里写满了对我们的不舍,问我们还来不来,我们不忍告诉他们我们大概不会再来了,只能对他们温柔地笑着。他们也没有再说话,只是开心地笑着。
如果他们向我抱怨一下,说一说学戏练功的苦累或者是表达一下对城市孩子的羡慕,我的心都不会这么沉重,可是他们那么阳光、那么热情、灿烂,我不知道这些笑脸将来的命运在哪里?
活动结束后,领队大黄哥哥打算给刘团长一些钱,可是最终没有。刘团长和这些孩子们因为我们对这个地方戏曲感兴趣而把我们当客人热情相待,不仅做饭招待我们,还为我们辛苦表演戏曲,而我们却想着给他们钱,尽管我们也是出于善意,但是对他们而言,何尝不是一种侮辱?很庆幸,我们没有给他们钱,有时候,成全别人的善良也是一种美德,无心的伤害也是伤害。可是我们的这点善意何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