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
玉对于中国人,可是一点儿都不陌生。一般认为,玉石的温润与中国人所推崇的君子性格通感相合。在我看来,这个观点最早也要春秋末期的时候才能产生。那么在此之前呢?我有一个大胆的推测:玉之于中国人(乃至东亚人),经过了实用器、装饰器、流通器、人文器四个阶段。
三皇五帝时期,对应的是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那时的先民们,热衷于制造工具,却还没有掌握金属的冶炼技术,于是把满腔的热情都倾注到了石头上,玉由此而被发现顺理成章。在那为了生存与自然抗争的时代,绝难将这种漂亮的石头与人品联系起来,人们注重的,是它是否实用。玉石的成分比较复杂,外在表现是柔软细腻,易于加工,而用作再生产的工具如铲锤等,却损耗明显,效率低下。很可能在新石器时代,玉器就已经脱离了实用领域,转而以装饰功能为主。玉的字形从王,最初装饰的对象应该是握有威权的王,或者,是以这精美的、不易获得的石头体现王的威权,正像渔猎经济时期,生产能力强的部落把贝壳串起来“炫富”一样。
而也正如贝变成了最早的“货币”,玉也因此客串了一把“一般等价物”的角色。陕西蓝田是夏商周玉的主产地,而也距离当时的政治中心非常之近。在当时农业基础尚未转变为商业基础之前(中国之由农而商,实在是很早,春秋之时即已完成),玉作为货币,称作“瑗”,形状是“肉”少而“好”(孔)大的圆形,近似于现在的手镯,一对儿为一个单位。现在的女性喜欢戴两个手镯,或许即是古代女性方便“购物”习俗的遗存。
但是,玉的质量毕竟稍大,难以支持大规模的商业往来。所以玉质的货币很快退出历史舞台,反而因为玉的质感很符合于“君子”的特质,其后“君子佩玉”,它又变成了一种人文器,作为中国人理想人格的一种外在体现。
正因为玉的历史非常之久,而且深深融入到了中国的文化之中,所以和玉有关的词也很多。比如理解,其本意就是依照璞石表面的纹理将其“解”开,使包于其中的玉得以脱出;比如切磋,其本意是把玉石按照制作器物的需要切开,再用“磋”的工艺使之成型;比如雕琢、琢磨,其本意是将一块整的玉料以雕琢的工艺加以去留,使之成为具有某种使用价值的器物。
玉不琢,不成器。所比的就是这样的情形。玉,要想成为有用的器,必须要经过“琢”这一过程,否则终究只是一块漂亮的石头而已。小孩子的成长正同此理,要想成为有用的人,也要细细琢磨。
切磋琢磨,都需要专门的工具。对于小孩子的成长,这样的工具就是“学”。学习的目的,也就是“成器”的表现,就是“知义”。义,繁体的字形从羊从我,意思是值得“我”去守护的正确的事情。羊,是古代用于祭祀的极重要的“牺牲”。
知义,对于一个具有社会属性的人,是一个基础。一个人如果连最基本的是非判断都没有,那他作为“器”,所有的使用价值都是空中楼阁。为人子,方少时。初识社会的小孩子正像一块待琢的玉石,好学,会学,就会有所作为;不学,或是学歪了呢,就不成器。
那么,如何学?学什么呢?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亲师友;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是习礼仪。
亲,是说要保持很近的距离。这样才能很清楚地观察,并且加以模仿学习。学高为师,他已经有了相当的知识经验的积累,表现出来的是一个正确的存在状态。家长可以为师,学校的老师也可以为师,身边所有已经证明了自己社会价值的人都可以为师。同志为友,和自己有相同价值观的人,身上总有优点值得我们学习。至少,可以作为一面镜子,照出我们的不足,也就是需要继续“琢”的地方。
在师友的身上重点要学的,是礼,是仪。礼的内涵极为丰富,却也可以用一句极简单的话来描述:合理的秩序。齐景公问:一个国家怎么才能实现大治?孔夫子回答: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核心就是礼。近距离地接触师友,可以从他们的行为中一次次地强化对“礼”的感性认识,了解礼的伟大,认同礼的重要,从而心甘情愿地去做礼的传承者。仪——就是因为知礼、守礼而呈现出来的外貌。
最后再复习一下习礼仪的习。学的对象是新的知识,习是要把学到的知识反复咀嚼玩味,直到成为习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逾矩”。礼的内容极简单,一句话就可以说清楚,但礼对于尚未开化的稚童来说,毕竟有一份约束的意味在,做起来并不容易。因此,才需要心里想着礼,看着师友的仪,一遍一遍地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