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之前的文章中，我们很少提到“战略家”这个词，这不是没有原因的。
什么是战略家呢？
《辞海》对此的解释应该可以算权威：“能着眼整个战局，且拥有极强的宏观意识和长远的战略目光，并能全面详细正确的制定己方的战略方针并能合理分配使用己方所持有力量与资源，从而引导我方获得战争的最后胜利。”
战局、战争，这说明狭义的战略家本身只限于军事战争领域。
《辞海》还给出了具体例子——
“例如：我国的毛泽东主席、粟裕、孙武，外国的马歇尔、斯大林、艾森豪威尔等。”
其中提到了毛泽东和粟裕，据笔者所知，他俩应该是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中唯二被官方定位成战略家的，其它如朱德、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等人都没有这种殊荣。邓公后来成为战略家，是因为改开后的贡献，而不是因为在建国前后的贡献，这个也说清楚。同时，邓公的战略家，是广义范围上的意思，已非仅指军事领域。
也就是说，“十大元帅”够牛逼吧？居然就是够不上战略家。
如果能了解到跻身战略家的这种苛刻难度，相信大家自然会对战略家这一称呼的使用保持谨慎了，不是什么君主和名将都可以随便称为战略家的。
比如春秋时代，能称为战略家的，大概只有孙武和范蠡。因为这个时代主要是称霸，战术以车战为主，战争通常只持续半天乃至几天的时间，如此短暂的战争时间，根本谈不上长期战略，本身就不符合“战略家”的基础定义。
而孙武主导的吴国灭楚战争，则从前512年持续到前505年共计七年时间。这段时间中，孙武一直着眼战争全局，对吴楚双方的实力时刻保持清醒认知，中间通过“三师轮出”等策略削弱、麻痹楚国，为最终决战创造条件，而最后的柏举之战“深远奇袭”更是堪称经典，回到前面去看看战略家的定义，就会发现孙武的确符合。范蠡实质同此，只是成色上不免差了一些。
至于战国时代，能称为战略家的，在笔者看来，恐怕也只有两位，其中一位当然是秦始皇，是他真正主导了六合一统的历史进程，对此估计没人会有疑问。
而另一位，不是白起，也不是王翦，虽然他俩堪称战国名将之首，具体的军事指挥能力也出神入化，但他们距离“战略家”始终还有差距。
这个人，其实是司马错。
在后世，司马错的名声不算太响亮，起码不如白起等人，但若论起对秦国一统的“战略”层面上的贡献，司马错可能才是最不可或缺的那位。
▲“战略家”司马错
这就要说到司马错“南并巴蜀”、“得蜀即得楚”等战略思想了。
事情发生在公元前316年，这一年，秦国西南方向上的蜀国、巴国、苴国等国家之间发生了战争，都请求秦国出兵救援。当时，韩国正从东面进攻秦国（公孙衍时为韩相，一向主张合纵伐秦的他主导了这次进攻），因此秦国内部关于下一步的战略出击方向，出现了两种分歧。
一种可以称为“东向”派，代表人物是张仪。他认为巴蜀等地地处偏远，又蜀道艰难，去打它们不仅劳民伤财，打下来也没啥利益可言，对秦国的称霸大业压根没有帮助，不如东向去打韩国尤其是周王室，夺取九鼎，“挟天子以令天下”，建立王业。（备注1）
站在当时的时代，张仪认为打下巴蜀没有实际利益，不算多离谱的认知。因为当时的巴蜀不仅不是“天府之国”（需要等待都江堰的出现），甚至可以说是不毛之地，争利固然没有，当一帮蛮夷的裁判或者说“话事人”也没啥“争名”的荣耀可言，因此南并巴蜀成本高而名利全无，不可行。
客观说，这一点上张仪的建议有其合理之处，不能就断定其错。但对于东向威逼周王室、“挟周天子以令天下”的建议，则基本可以断定为臭棋。
因为当时周天子的权威早已衰落，想“挟周天子以令天下”无疑是痴心妄想，天下不会有人真当回事，这和后世比如曹操的“挟天子而令诸侯”时代背景完全不同。同时，秦国如果真这么做，反而会给天下以把柄，是自行将秦国放在火炉上烤，成为天下的众矢之的。
结合当时各国的实力对比和后来的进程看，秦国的确还没有真正“问鼎”天下的实力，张仪的这一建议无疑是昏招。
所以司马错强烈反对这一战略，他甚至就此做出了推演，一旦秦国进攻韩国威逼周王室，周天子会把九鼎送给楚国、韩国也会全面投向齐国，同时，因为秦国犯了众怒，天下势必联合伐秦，这样的话秦国不说完了，起码危险了。（备注2）
公元前318年也就是两年前公孙衍主导的“五国伐秦”还历历在目，虽然秦国击败了这次联合活动，但备受孤立的滋味显然不好受，若是实行张仪的建议，秦国无疑将彻底孤立，因此秦惠文王很明智地否决了张仪的建议。
但对于“南向派”即司马错建议的战略思想的实质，恐怕当时的秦惠文王未必全能领会。
司马错说：“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彊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今王地小民贫，故臣原先从事於易。……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焉。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而天下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乱之名。”
司马错不仅是军事家，同时也是纵横家出身，他对于富国强兵、外交纵横等领域同样精通，这一次，他便是站在这些角度上分析了“南并巴蜀”战略的意义所在：广地、富民、博德。
首先，“南并巴蜀”将会拓展秦国的土地或疆域，从地图上看，吞并巴蜀以后，秦国的疆域几乎翻了一倍有余，这种扩张的好处是肉眼可见的。
其次，当时的巴蜀当然比不上秦国乃至中原之地的富庶，但只要有地有人，就自然会产生财富，这些财富取之自可富国强兵。
更不要说，后来的事实证明，尤其是都江堰建成以后，巴蜀不仅不是不毛之地，反而一跃跻身天府之国，成为秦国后来一统天下真正的经济之源和兵力之源。也就是说，司马错当初的看似“无心”之举，反而让秦国捡到了一个大宝藏。
第三，博取德行名声而费力甚少。这个很容易理解，当时中原四周的蛮夷戎狄不仅经济、文化落后，军事实力差距也悬殊，秦国攻占巴蜀轻而易举。（同时代赵武灵王攻打北方戎狄、“胡服骑射”难度同此。）这次又是它们自己过来求援，秦国出兵不算侵略，反而有“禁暴止乱”的美名。
后来的事实果然证明，秦国于当年年内就吞并了巴蜀，考虑到蜀道艰难，估计秦军也就是到四川徒步旅游了一圈而已。
▲秦灭巴蜀战争示意图
又因为是蛮夷之地，中原各国对于秦国的这次版图的大幅扩张并没有强烈反对，除了也早觊觎巴蜀的楚国。
看了以上，就会明白司马错为什么会是战略家了，他这番分析基本都是站在地理、政治、经济、外交等层面看待问题并精准分析，反而军事层面着墨较少。
而司马错“南并巴蜀”影响最大也最深远的军事亮点，《史记》、《战国策》、“资治通鉴”等书并没有记载，它是记载在《华阳国志》上：“以东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
什么意思呢？就是从蜀地向东，可以进攻楚国，得到了蜀地就得到了楚国，而一旦楚国灭亡，天下也就统一了。
这就要说到司马错“得蜀则得楚”这一军事战略的精髓了。看图：
▲秦国进攻楚国战略方向分析图
当时的秦国，因为西南向巴国、蜀国的存在，若要进攻楚国，基本只有东出武关、沿丹水方向进击这唯一一个战略出击方向，这条路线不仅单调绵长，后勤补给困难，更重要的是，它要面临左翼韩国和魏国的军事压力，甚至随时会被两国截断后路，战争风险极大，不能专心对付楚国。
而一旦吞并巴蜀，我们再来看看，秦国就会凭空多出两条进攻方向，分别是汉水方向和长江方向。后来的事实对此予以了充分证明。
公元前280年，也就是36年后，司马错本人亲自率领水军从巴地沿长江方向出击，很快进入楚国腹地，攻占了楚国黔中郡。这一前所未有的军事创举楚国当然想不到，猝不及防之下吃了大亏，只好割让上庸和汉水以北地区的土地给秦国以寻求罢兵。
次年也就是公元前279年，名将白起“致敬”司马错，有样学样，只是改长江方向为汉水方向，同样出其不意，迅速进入楚国腹地，后来便是著名的“水淹鄢都”，终于给与楚国以重创。
真正的威力还不限于此，那就是，这三条进攻方向排列组合或者全部使用，可以形成对楚国两面夹击的钳形攻势或者三路夹击之势，这对于楚国的战略研判和迎战准备当然是巨大的威胁。
也就是说，司马错早在三四十年前就已经看到并创造了“得蜀即得楚”的全新战略出击方向。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中国地图在手，甚至于都没有实地去过蜀国和巴国，司马错居然能衍生这种领先时代的创想，其战略素养之高，的确令人高山仰止。
更重要的是，这种“以迂为直”、创造新方向的战略指导思想，让秦国在后来一统天下的过程中得到了实际启发和运用。秦国再也不是单纯的东出中原和三晋争锋，而是攻打三晋和攻伐楚国相结合，始终处于战略选择的主动位，通过迂回楚国而迂回中原。
我们来看看司马错与战略家定义的符合程度——“能着眼整个战局，且拥有极强的宏观意识和长远的战略目光，并能全面详细正确的制定己方的战略方针并能合理分配使用己方所持有力量与资源，从而引导我方获得战争的最后胜利。”
“着眼整个战局”：司马错始终是站在秦国兼并天下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他坚持攻占巴蜀，是为了“得蜀即得楚”。至于“楚亡则天下并”，客观说，当时秦国和司马错应该还没有一统天下的概念，但这丝毫不耽误司马错“南并巴蜀”这一战略在秦国一统六合历史进程中的的实际作用。
“极强的宏观意识”：司马错的广地、富民、博德便是实证，他从没有把自己局限在军事家的角色，而更多是以纵横家或者说政治家的角度来分析问题。
“长远的战略目光”：“以迂为直”、创造新出击方向、“得蜀即得楚”。
“制定己方的战略方针”：司马错亲自实施并验证了自己的战略设想，给白起乃至后世提供了完美的模板和借鉴。
“合理分配使用己方所持有力量与资源”：其实司马错在这个层面上的贡献可能更大，那就是他不仅合理分配和使用，更是给秦国创造了一个资源根据地和大后方，个中的意义可能才是决定性的。
“引导我方获得战争的最后胜利”：秦国百年一统的历史上，商鞅奠定了基础，秦始皇最后收尾，但战略层面的贡献，茕茕大者，非司马错莫属。
以上。司马错完全符合所谓战略家的定义，是战国时代当之无愧、极为罕见的战略家，完全可以与秦始皇并立。
只可惜，虽然司马错贡献了“百年大计”，但他本人因为实施南并巴蜀战略并管理巴蜀，精力都被拖到巴蜀上面（后来司马错至少平定了两次巴蜀叛乱），失去了在中原核心舞台上表演的机会。
更重要的是，虽然司马错历经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襄王三朝，但前有张仪、后有白起，他始终没有捞到“历史主角”的光环，在后世也常被忽视，实在令人叹惜。
但这都并不影响司马错“战略家”的真正地位和实际贡献。
备注：
1、《史记》等载：司马错与张仪争论於惠王之前，司马错欲伐蜀，张仪曰：“不如伐韩。”王曰：“请闻其说。”仪曰：“亲魏善楚，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当屯留之道，魏绝南阳，楚临南郑，秦攻新城、宜阳，以临二周之郊，诛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宝器必出。据九鼎，案图籍，挟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今夫蜀，西僻之国而戎翟之伦也，敝兵劳众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为利。臣闻争名者於朝，争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争焉，顾争於戎翟，去王业远矣。”
2、《史记》等载：司马错曰：“不然。臣闻之，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彊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今王地小民贫，故臣原先从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国也，而戎翟之长也，有桀纣之乱。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焉。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而天下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乱之名。今攻韩，劫天子，恶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义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请谒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齐，韩之与国也。周自知失九鼎，韩自知亡三川，将二国并力合谋，以因乎齐、赵而求解乎楚、魏，以鼎与楚，以地与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谓危也。不如伐蜀完。”惠王曰：“善，寡人请听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贬蜀王更号为侯，而使陈庄相蜀。蜀既属秦，秦以益彊，富厚，轻诸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