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年间有一段重要的历史是王安石变法，王安石与司马光两位名臣在此事上针锋相对，成为了最大的政敌。对于何为最好的政治，王安石说是勇敢去创新，守旧没有任何前途的，司马光则认为如果连传统都不尊重，那还有什么坏事做不出来？

1、王安石性格不拘小节，只关心自己内心真正关注的大事，其他一切对他来说全都无所谓，他只关心变法。大宋不积贫只积弱，在面对大辽西夏时始终国力不振，自北宋初年到王安石所在时代，统治已近百年，由于一些制度设计上的缺陷，形成大量的冗兵冗官，问题非常严重，对国家财政造成了巨大压力，容易陷于危险的境地。

2.1、王安石获得了宋神宗的重用开始变法，但他虽有一腔报国热情，变法的效果却不好。他的新法其一是军事方面的保甲法，把乡村百姓十家一组，编成一个兵民一体的结构，每家里面要是有两个男丁以上，就要抽一个人出来，农闲的时候军训，这样形成一个全国性的军事储备，节约养兵的费用。

2.2、其二是经济方面的青苗法。规定每年青黄不接时，由官府向百姓贷款，收取较低的利息。虽然比起今天看来利息不低，但在当时比民间的高利贷低多了，想用这个办法来缓解民间资本不足的困境，减轻百姓的压力。

2.3、还有一个法叫市易法，就是在开封设立一个专门的衙门，负责在产品滞销的时候政府采购，在产品短缺时卖出用来平衡市场。在人事方面也有一个贡举法，就是对科举制度进行改革，在考试的时候不再考那些经典，而是要考经世致用的学问。

2.4、看上去这些法会很不错，既能节省军事的开支，又能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还能筛选真正能干事的人，所以王安石说一旦变法实施了，朝廷根本不需向百姓加税，照样能让国库充实起来，但是等他真干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3.1、新法推行的失败。例如保甲法，就是推行兵民一体的结构，但北宋已经是从豪族社会到了平民社会，早就没有了兵民一体的社会基础。所以他的保甲法不是顺应现成的社会结构，做一个整合，而是要把形成的社会结构彻底的打乱重造一个，这很难实施。

3.2、例如经济方面的青苗法和市易法，这两个新法看上去是想帮老百姓获得更好的融资机制，以便刺激市场的流通，让朝廷获得更好的财政基础，但是这些法律要想能够有效的实行的话，一定得有比较清楚的现代法律基础，市场才能自动运行起来，才能足够流畅。结果是当官的胡乱调配，强迫老百姓必须得贷款。（当然王安石那时候是不可能想到我们事后诸葛亮地把问题想清楚的）所以新法的运转中出现了大量的问题。

4、于是以司马光为首的许多人批评王安石，但王安石充满豪气的说了一段特别很有名的话：“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即天灾和人们的非议，还有祖宗留下的规矩都不用怕，只要确定了我们的目标，就要排除所有这些外部的干扰。这激起更大的抵制。王安石就把司马光这一派的人陆陆续续赶出了朝廷，贬到了地方，对司马光则哄到了洛阳赋闲（当然对历史并非坏事，在此期间司马光写出了《资治通鉴》

5.1、王安石与司马光争的实际上是一种最根本的政治原则，王石认为旧法早就不行了，否则不会被西夏这种小破国家给欺负，这些新法对国家好处很多，即使小有瑕疵，也是应该帮忙改进而不是劈头就骂。司马光认为根本是在胡闹，不能依照一些异想天开就把把天下搅得不安宁，搞乱了秩序很容易，恢复起来很难，而且遭殃的还是老百姓。借助宋神宗的支持，王安石大量的使用新人，但由于王安石连祖宗之法都可以不要，这在当时的道德感强的人看来难以接受，所以一般的君子是不会来了。而各种能力很强，但心术不正善于投机钻营的人，就被王安石提拔起来了。

5.2、王安石本人是非常重视道德的，他曾点评战国时期有名的齐国孟尝君说，世人都赞孟尝君能收拢天下人心，各种人才全都愿意为他所用。他评道正是因为孟尝君手下有一堆鸡鸣狗盗之徒，所以真正的人才才不来。否则凭齐国那么强大，要真能得到一个人才，绝对就能压制住秦国称霸，还用得着鸡鸣狗盗之徒吗？王安石想的当然是很清楚的，但这话说起来容易，真干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5.3、例如王安石所用的人中，最有名的一个是蔡京，就是《水浒传》中的大奸臣蔡太师。蔡京确实不管祖宗之法，符合王安石要求，但特能忽悠。这样的人越来越多，北宋的政治水准越来越差劲，最终导致了亡国。

6.1、早期封建社会和豪族社会里，社会本身对皇上的制衡能力非常强，但是到了北宋的平民社会，对皇上的制衡能力就越来越少，传统几乎是唯一的一个还能够用来制衡皇权的东西，而传统就是祖宗之法。如果皇上对祖宗之法都没有敬畏了，问题就大了。官僚本身就是皇上意志的延伸，祖宗之法可随便被突破，蔡京这种人就会以皇上之名干各种坏事。

6.2、大宋当时的局面是左右为难，既需王安石的改革，也需司马光的稳重，但却很难找到这两种政策的均衡点。所以到力挺王安石的宋神宗去世之后，王安石开创了新党和司马光开创的旧党就随着皇位的变迁，而多次此起彼伏，产生非常强烈的党争。两人在世时因为都还是君子，虽有党争但不失君子之风，后继者就不一样了，都是一堆烂人，再也没有人从天下情怀的大格局出发，都堕落成为纯粹私人的争权夺利。

7、北宋后期的政治越来越烂，待北方出现剧变，有个新兴的女真人蛮族出现时，居然觉得大辽是自己的敌人而去跟女真人合作。根本没有考虑到大辽已接受了中原文化，而女真人没有。即使联合女真人打败了大辽，女真人肯定会调头对付大宋的。其次在与女真人联盟期间根本没有政治担当，经常背信弃义反复无常。例如双方约定不许从对方占领的地盘上招降纳叛，当女真人把大辽的土地占领了，北宋就偷偷鼓励那些土地上原来是大辽将领的汉人来投降自己，被发现了就杀一个相貌相似的人把人头送去糊弄对方，糊弄被拆穿了再把真的降将杀掉…这样把联盟的女真人和辽国的汉人将领都得罪了，最终就导致了极为屈辱的靖康之耻，差不多可以说北宋被大金灭亡，几乎是咎由自取。

到了南宋，大儒朱熹特别愤慨地痛斥北宋末年的政治：“你看看宋徽宗那一朝有一件事做的是对的吗？古代大国的君主就算再差，总还是有一两件大事能做对，就算这样都免不了要亡国。可是宋徽宗那会儿，连一件小事都没做对过，就算没有女真人南下，这国家也别想能搞好。女真人是一帮夷狄，他们和咱们签约了说话还能算数，咱们却反反复复地违约，能不把女真人惹毛了吗？”他说反反复复的违约，是导致靖康之耻的根本原因。

20181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