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事情第一次发生在我二十九岁那年。
它发生的时候，我正系着深绿色的围裙，像往常一样忙碌于海鲜烧烤大排档，给一桌客人端上啤酒。那桌客人中的一位抬头看了我一眼，忽然间像被石头砸中了后脑勺一样地，从头到脚僵了几秒钟，然后猛地抓住我的手，大力摇晃起来。
“珍妮！珍妮，你怎么在这里？”那人晃着我的手说。
太逼真了！我心里这样想着，笑了笑，抽回手。在城郊这个鱼龙混在的大排档里，作为服务员的我曾见识过男人各种各样的搭讪方法。有人说你长得真漂亮，有人说你的耳环是普拉达普同款吧，有人说你还戴副眼镜一看就是有文化的服务员。至于假装把我错认成熟人的把戏，我也遇到过一两次，实在有些老套，而我喜欢新鲜刺激的东西，搭讪的方式也不例外——假如足够新奇，我倒是不介意陪他们玩一玩。不过，眼前这个男人虽然用了老套的手段，但演得实在很真实，甚至在我告诉他认错了人并转身离开之后，他还在默默嘀咕“太像了，太像了！”有那么几秒钟，我简直就要相信他了。这是个危险的信号。作为一个女性服务员，我深知相信别人的代价。
这件小事很快就被我抛诸脑后。但令我始料不及的是，它才仅仅是一整个匪夷所思的故事的开端。那天之后，错认的戏码接二连三地上演了。而在这些误会中，我无一例外地都被错认成了“珍妮”。如果说这些只是巧合，如果说如此低概率的事件有可能发生在我的身上，那么我应该去多买几张彩票；但事实是，我博彩的运气一如既往的差劲。
我逐渐感觉到，“在大排档遇到了珍妮”的说法正在某个特定群体中迅速散播开来，有人慕名而来，就是为了看看我是不是“那个珍妮”。这令我开始怀疑“珍妮”或许确有其人。几个月之内，已经有十五个人在大排档将我错认成“珍妮”，并且他们每个人，在我礼貌地回复“你认错人了”之后，都会像第一个男人那样感叹一句“太像了”，然后一步三回头，惋惜地离开。
这样的状况影响了我的工作和生活。此前，我从来没有意识到，在这个世上我不知道的某处，可能存在着一个外貌与我高度相似的人物。而现在，我开始无法克制自己对“珍妮”产生各种想象——虽然除了外表和名字，我对“珍妮”没有更多的了解。但仅从名字也可以猜出，她应该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女人，说不定是某个在玻璃泛着冷光的CBD高楼里踩着高跟鞋上班的白领，或者是某个喝过洋墨水所以才起了个洋名字的海龟。反正，肯定不像我这样混在底层就对了。忘了说，我的名字叫秀梅。
我猜想，珍妮或许有个大家庭，有很多朋友，至少，有很多人认识她、在意她。因此，才会不断有人到大排档来找她。如果某一天，是秀梅从这世界上突然消失了，最大可能的情况是，她就此安静地消失了。
对“珍妮”的好奇、羡慕与嫉妒日益膨胀，像一个被越吹越大的气球。这只气球在某天终于承受不了内部的压力，嘭地爆裂开来。我撒了谎。我说我就是珍妮。
在我看来，这个谎言脆弱得不堪一击，只要对方表示出些微的疑虑并且加以求证，我就会被当场戳穿，从此在这一带背负上“骗子”的恶名。因此我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我根本不敢看对方的脸，声音小得连自己都听不清。但我没想到，对方竟然立刻跳起来，手舞足蹈地大声地重复着“我就知道，我就知道”，引得整个大排档的人纷纷侧目。他没有表示出任何怀疑，就接受了我作为“珍妮”的身份，我想，一定是他的兴奋过于强烈以至于暂时腐蚀了他的智商。
从现在起，我就是珍妮了。
我反复这样告诉自己，以免一个不小心露出马脚。我亦步亦趋地跟着我对之撒谎的那个人。他打了一通电话之后，说我家里人马上就来接我。那一刻我很想撒腿就跑，做了快三十年孤儿的我从来不知道家人是怎样的物种，以及如何面对他们。更令我难堪的是，我根本不知道珍妮和她家里人的关系怎么样。或许是我的慌张表现得太明显，那个人拍着我的后背说：“没关系的，放轻松。”他的动作和语气像是在安抚一个九岁的孩子，而不是一个二十九岁的女人。这令我感到很不自在。
出乎我意料，来的只有珍妮的母亲。可怜的女人，我想。无论任何人看她一眼，都会明白她是个被生活欺负但始终在忍气吞声的女人。她见到我，什么都没说，走过来抱着我哭。她的哭泣也是低沉而压抑的，仿佛害怕被周遭的什么神明听见，从而给自己招来更多的惩罚。
她开一辆白色的Polo车，将我带回家，一路上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问。这真是再合我意也没有了！不过我也隐隐感到不安，仿佛这位母亲早就知道一切，甚至仿佛她根本已经看出来我是在冒充她的女儿。如果真的是这样，她究竟打算如何揭穿我？
珍妮的家，是我曾经设想过的其中一种——市中心高尚小区的宽敞三居室。我在脑子里快速计算了一下，这套房子的市价现在怎么也要六七百万。这样一套房子，如果是我的，恐怕我做梦都会笑醒吧。但是我不明白，珍妮的妈妈那副被生活欺负得很惨的模样到底是怎么来的。
在珍妮的房间里，看到了她的照片，果然，她的相貌、身材简直和我如出一辙。并且，她也戴了一副眼镜。我在她的照片前面愣了一会儿，珍妮的妈妈招呼我到另外一个房间去。我进去后发现，那个房间里摆放着一张小小的供桌，供桌上是一张黑白相片。
“来，先给爸爸报个平安。”珍妮的妈妈对我说，并递给我一支点燃的香。
原来珍妮的爸爸已经过世了，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什么原因。但我无法发问，因为珍妮不会问这样的问题。
上过香后，我和珍妮的妈妈相对无言。很久之后，她才开口。
“还要去大排档上班吗？”
我点点头。
“这是你想过的生活？”
我想了想，说：“无所谓。”毕竟，有谁能真过上自己想过的生活呢？
她再次陷入了沉默，过了一会儿，慢慢地挪出了房间。我听到客厅里传来低低的啜泣，但随即就被吵闹的电视节目声给掩盖了。
随后的一周里，很多人来到珍妮家看我。为了避免尴尬，我一般都躲在珍妮的房间里，这样每当有人来访的时候，珍妮的妈妈就会敲敲我的房门，说，某某来了。有时候，她会在来访者的名字前面加上“你同学”或者后面缀上“老师”的称谓，或是直接告诉我是“舅妈”或是“大伯”，这样就更方便我迅速进入身份所规定的角色。
他们跟我聊天，问我现在在做什么，我如实回答在大排档做服务员。他们长开的嘴巴可以塞进一只苹果。他们用眼光上下打量我，仿佛他们也和我一样，根本不认识对面的这个人。
“老师、咨询师、律师、企划师……你知道，只要你想做，这些没有你做不成的。”终于，一个被称为“堂哥”的男人，大声地对我说出了以上的话。不，实际上他是在对珍妮说话。因为老师、咨询师、律师、企划师这些职业，没有一个是我可以做的。我唯一擅长的，就是端盘子和巧妙应对男客人的咸猪手。
“你已经玩了两年了，差不多了。”他继续说，又似乎犯了胸闷，用手捂住心口。珍妮的妈妈坐在阳台上看着我们俩，一言不发。
看到我不说话，他又叹了口气，摇着头说：“你这是在浪费自己。”
忽然间，我像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扎了一下，痛得差点叫出声来。我四下寻找是什么东西刺痛了我，但周围没有任何尖锐的物品。过了一会儿，我才明白，刺痛我的，是“浪费”这个词。它和“糟蹋”、“侮辱”是同一个意思，虽然我并不确切地知道它所指的是什么。我不由自主地握紧了拳头。
珍妮的妈妈在一旁开口道：“算了，以后慢慢再劝她吧。”
珍妮的堂哥摇着头，非常不情愿地起身离开。
随后的几天里，有的人说可以推荐我去某大学的研究所；有的人拿给我某外资企业的全英文资料，请我好好阅读（拜托，我怎么可能看得懂）。有人说，先休息一段时间也好，或是去国外再读个书。
很可笑，只要是面对别人的人生，任谁都能立刻成为导师。
无一例外，他们都提及了“浪费”这个词。“别再浪费自己了”，他们说。他们语气都是那么诚恳，态度都是那么关切。但正是这种没有丝毫恶意的、未经深思熟虑就脱口而出的词汇，才最具有杀伤力。在此之前，我和大排档的其他姐妹一起上下班、聊老板和男员工的八卦、抽烟喝酒吃鸡脚K歌、追星追剧追综艺节目的时候，也曾短暂地感觉到真实地活在人间、拥有全世界。但在这短短的几天之内，我之前生活中的这些乐趣就变得有如待清理的垃圾一样散臭气熏天，我过去的生活变得像路边的杂草一样不值得一顾。
我开始保持沉默。开始讨厌珍妮。不难想象，她在这个家里的时候，也一定怀抱着和他们类似的想法。哦，她以为她是谁！曾经某个在玻璃泛着冷光的CBD高楼里踩着高跟鞋上班的白领，或者是某个喝过洋墨水所以才起了个洋名字的海龟。了不起！
在听了第十个人劝我“不要浪费”之后，我打算离开。事实上，离开这座价值六七百万的房子，对我来说并非易事。我可能这辈子都再也住不上这样的房子了。可是就在此刻，这座昂贵的房子在我眼中却和监狱并无区别。同时，我也清晰地意识到，珍妮和秀梅的差别。我既无法去大学的研究所，也无法读懂全英文的资料，还会在人生地不熟的外国走丢。我和珍妮虽然拥有相似的面孔，可其余却没有一丁点相同之处。因此我们注定了要过完全不同的人生。
我是秀梅，我只好浪费。这不公平的世界！
就我计划离开的那天，一大早，珍妮的妈妈说，要带我去见一个人。我摇头。这个时候，我已经没有再去见任何人的必要。
她的语气近乎央求，泪水又在眼睛里打转。我的妈妈在我脑海中早已面目模糊。但不知怎么，看到珍妮的妈妈，我眼前浮现出了她的轮廓。我知道，我的离开会给她带来怎样的痛苦。她将再次失去女儿，或许是永远失去。想到此处，我有些不忍，于是点了点头。
珍妮的妈妈把我带进一幢淡绿色的三层小楼里。进门之前我用余光扫到了门口的牌匾，那上面的几个字让我心头一惊。小楼里有一些穿淡粉色衣服的男女走来走去。珍妮的妈妈带我来到一楼的某个房间门口，门口的皮质沙发椅上坐着另外一对母女。那个母亲跟珍妮的妈妈一样，长着一张长期受委屈且反抗无门的脸；那个女儿比我小很多，正沉浸在咀嚼自己头发的快感中。
一种我从未体会过的不安和恐惧向我袭来。我看向珍妮的妈妈。她拉拉我的手，嘴角第一次泛起温柔的微笑，说，进去吧，还是你熟悉的赵医生。
天才少女珍妮，遗传了父亲的超高智商，14岁考进清华大学少年班，17岁大学毕业，赴美国留学，三年内斩获法律、英美文学双硕士学位。但是原本一帆风顺的人生图景，在珍妮毕业回国后开始出现裂痕。珍妮的高智商并没有在工作中带给她相应的成就，相反，却令她无法长期专注于任何一份工作。她常常只花费平常人十分之一的时间，就了解到一个职业的概况，随即对该职业的兴趣直线下落。她常常搞不懂为什么上司和同事会强制她用明显低效的方法做事，因此也无法认同自己工作的价值。同时，珍妮在职场的人际关系也存在问题。她总是感觉到同事们对自己另眼相看，这更加剧了她的不安，促使她更快离开。三年之内，她换了八次工作。频繁的职业更迭令她对自己的人生轨迹产生了怀疑，进而发展为抑郁、焦虑。也是从这个时候起，她开始找到赵医生做心理咨询，并长期服用抗抑郁药物。但并没有实在的证据表明咨询和药物对她产生了正面效果。赵医生认为，治疗进度不明显的主要原因，是她的抑郁焦虑症很可能是由基因遗传的——遗传自她那位同样拥有超高智商、但在她六岁时因抑郁狂躁症而自杀的父亲。
我是趁赵医生上厕所的时候，翻到了以上资料。我还注意到，两年前，珍妮最后一次来就诊时的记录中，赵医生给了她这样一条听起来匪夷所思的建议：
“从事一份完全不需要用到智商的工作，甚至是纯体力劳动。不断地告诉自己，这才是你的命运。”
那天，赵医生上厕所回来的时候，发现咨询室的窗子大开着，风把白色的纱帘吹得噼啪作响。后来，珍妮的妈妈和亲戚朋友又去大排档找过“珍妮”，但那里的人们说，那个被他们误认为珍妮的秀梅早就已经辞职不干了，没人知道她去了哪里。据她的同事回忆，秀梅是两年前的夏天来到大排档工作的，她虽然不怎么精明，但人很随和，性格乐观开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