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启：昨日蒙教，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虽欲强聒，终必不蒙见察，故略上报，不复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实视遇厚，于反复不宜卤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实或见恕也。
盖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
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
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向往之至。
创作背景
北宋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推行旨在富国强兵的“熙宁变法”。这场改革触动了大地主和保守派的既得利益，引发了朝野的强烈反对。
司马光作为反对派的核心人物，当时担任右谏议大夫（故称“司马谏议”），他多次致信王安石，对新法提出严厉批评，指责其“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并要求废除新法。其中一封信长达4000余字，而王安石的这封回信仅为其十分之一，却字字千钧。
此文写于熙宁三年（1070年），是王安石收到司马光第二封长信后的回复。
参考译文
安石敬白：昨日承蒙您来信指教。我私下认为与您交游相处、情谊深厚已非一朝一夕，但议论起国家大事来，意见常常不一致，这是因为我们所持的政治主张多有不同。我虽然想勉强多说几句，但终究知道不会被您体谅，所以只简略地回了信，不再一一为自己辩解。又想到您一向待我情谊深厚，在书信往来上不应该草率鲁莽，所以现在详细地说出我这样做的理由，希望您或许能原谅我。
大概读书人所争辩的，尤其在于“名义”与“实际”是否相符。“名实”一旦辨明，天下的根本道理也就清楚了。如今您用来指教我的，是认为我侵犯了官员的职权，惹是生非，搜刮钱财，拒绝劝谏，因此招致天下人的怨恨和诽谤。我却认为：遵从皇上的旨意，在朝廷上公开讨论并修订法令制度，然后交给有关部门去执行，这不是侵犯官权；施行古代贤明君主的政策，用来兴利除弊，这不是惹是生非；为国家整理财政，这不是搜刮钱财；抨击荒谬的言论，责难奸佞的小人，这不是拒绝劝谏。至于怨恨和诽谤如此之多，那是我本来就预料到会这样的。
人们习惯于苟且偷安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士大夫们大多把不关心国事、附和世俗、讨好众人当作好事。皇上却想改变这种状况，而我不去考虑反对者的多少，愿意出力协助皇上来对抗他们，那么众人怎么会不对我气势汹汹呢？商王盘庚迁都时，连百姓都埋怨，不仅仅是朝廷里的士大夫而已。盘庚没有因为有人埋怨就改变计划，这是因为迁都是经过周密考虑、认为合理后才行动的，是正确的，所以看不出有什么可后悔的。 如果您责备我身居高位很久，未能帮助皇上大有作为、使百姓得到恩惠，那我承认罪过；但如果说现在应当什么事都不做，只要墨守成规就行，那就不是我所敢领教的了。
没有机会见面，内心对您十分仰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