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成笔力可扛鼎，准备花时要索诗”。这是清末翁同龢的集句联。说起翁同龢，确实“笔力可扛鼎”，15岁中秀才，26岁中状元，先后担任清同治、光绪两代帝师，历任户部、工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放眼清末政坛，翁同龢也是少数几个站在权力中心的人物，然而，在我们的印象中，清末的政治漩涡中，弄潮之人不过慈禧、奕䜣等皇族，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柱臣，以及康梁维新之士，翁同龢又是如何施展着看不见的手，来搅动政局的呢？
力主甲午海战
面对倭寇犯我海疆，力主作战看似是英雄之举啊？可是如果明知备战不足，为全一己之名弹压政敌，以亿兆黎民之命运豪赌呢？那就是因私废公，误国误民。翁同龢因曾国藩及李鸿章曾经检举其兄，因而终身与李鸿章有私怨。任户部尚书期间，也处处刁难北洋水师。
仅举一例，甲午海战前，户部曾以海军规模已具和国家度支艰难为由，请求暂停海军向国外购买军火。当时英国人建议中国，“必添购快船两艘，方能备日制胜”，未料翁同龢不断拖延，李鸿章斡旋未果，两艘快船为日本购去，新日舰速度快、炮门多，其中一艘日舰“吉野号”成为甲午战争中击沉中国舰队最多的船舰。
如此，明知北洋水师备战不足，以清流柱臣之名，为国为民，力主对日作战，作为北洋水师的统领人，李鸿章若拖延不战，就是贪生怕死的小人，如果出战，多半战败，正好落井下石，拔除此人，侥幸战胜，自己也是首提反击之人，功不可没，如此盘算，翁同龢自是胜券在握。甲午战败后，李鸿章顺理成章成了在割地赔款书上签字的卖国贼。试想，如若翁、李同心，即使不能保证一定改写对日战局，至少北洋水师会有完备的成体系的战舰，不会有跟大炮根本不匹配的炮弹，更不会有击中倭寇战舰心脏而不响的哑弹！
带坏官气，阻塞荐贤之路
说起清末政坛，洋务派自是人人皆知，但还有一个“清流派”也不可小觑。何谓清流？简单说就是善于标榜风节，勇于言事的士大夫群体，本来“清流”是好事，改革弊政，广开言路，但须知空谈误国，很多士大夫往往远离权力中心，又欠实干兴邦之能，养成了“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习气。建言参事往往又掺杂了太多个人嫌隙和帮派斗争，甚至沦为各派系争斗的舆论推手，翁同龢就是这清流派中“南派”的首领人物。阻贤之举，也举一例，康有为中进士后，曾借翁同龢接见之机，献上日本变政考，想呈光绪御览，谁知翁同龢假意许之，直接压下了，直到光绪从别处看到问起，翁同龢见皇帝对其欣赏有加，就力保，说“康有为之才实胜臣十倍”，后来收揽康梁等人未遂，憎恶其狂妄，又对光绪说“人心之术，能否初终异辙，臣亦未敢深知”等语，撇清关系。外加一句，正是翁同龢光荣“开缺回籍”后，康有为才由光绪扶正，变法大幕才拉开。也许在翁看来，贤良之才，如不能被我收揽，即是祸事。
“钧衡持国柄，豪杰自牢笼”。这本是奕䜣赠给李鸿章的诗，言作为柱臣，持国之难，豪杰往往自陷牢笼。翁同龢饱读诗书，两朝帝师，自然不是一无是处的沽名钓誉之徒，然身为“豪杰”，终难挽时局，自陷内耗“牢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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