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作为清末重要政治家与军事统帅，平定太平天国的关键人物，其一生成就与精神世界令人深思。然而，若要真正走近这位历史人物，我们不妨从他的起点开始。
少年时期的曾国藩，求学之路并不顺畅。他天资并不出众，科举之路历经七次坎坷，直到二十三岁才以倒数第二名的成绩考中秀才。不过，与考了十七次、四十三岁才勉强中举的父亲相比，他已然“青出于蓝”。左宗棠常不留情面地批评他“才短”，李鸿章也当面指其“儒缓”，曾国藩自己也坦然承认读书做事反应不快。然而，这些“钝拙”并未妨碍他成就一番事业。那么，他究竟靠什么？三个字：“耐、恒、谦”。
三十岁那年，在师友影响之下，曾国藩立志“学做圣人”。他为自己订立“日课”，内容包括早起、写大字一百、温习经书、阅读史籍、写诗作文等，并在日记中不断自省。哪怕是“多看两眼美女”，他也会痛责自己“真乃禽兽也”；出门应酬多了，耽误读书，也要深刻检讨。这样一个既严苛、又有些迂腐的理学信徒，字里行间透着几分可爱。
他读书最重“耐”字——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正是这种“耐”性，支撑他一生笔耕不辍，留下超过两千万字的著述，相当于年均六十万字，日近两千字。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些文字多是在繁重公务与戎马倥偬中完成的，其勤勉自律，非常人所能及。
然而，他的“日课”虽严谨，却也显出某种“抓小放大”的局限。正如刘瑜在题跋中所问：曾国藩可以为一本书未读、一场饭局赴会而自责，却是否曾为湘军刀下万千生命而痛心？面对晚清腐败的官场与倾颓的国势，他选择“和光同尘”，以求成就一番事业。然而这样的“事业”，除了效忠清廷之外，是否真的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是否真正惠及了苍生？
他毕生追求“成圣”，却在封建文化的巨大局限中，用“礼”筑起一座牢笼，不仅困住了百姓，也锁住了自己，最终成为维系皇权的工具。这让人联想到《悲惨世界》中那位执着追捕冉阿让的警长沙威——恪尽职守，却迷失了方向。或许，这也正是曾国藩晚年深感悲观，慨叹“朝无君子，人事偾乱，恐非能久之道”的深层原因。
一位作家曾写道：“在今天这个时代，独立思考、自主行动，就是造福你的种族。”这句话引人深思。我们的传统文化固然博大精深，却往往缺少百花齐放的自由精神。身处信息爆炸的今天，我们更应警惕认知的局限，以辩证的眼光汲取多元智慧，在传承中博采众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