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宗教是什么关系？是科学“战胜”了宗教才获得了发展吗？研究科学史有几种立场？《科学的灵魂：500年信仰与科学、哲学的互动史》回答了这些问题。
一、这本书讲了些什么？
本书发掘了科学发展的宗教原因，而且非常透彻。神学目的不仅是科学研究的最初动机，而且近代西方科学的发展也一直是在神学背景下前进的。本书对几个重要领域中宗教影响科学发展的方式进行了细致考证，具体考察了几个主要科学领域和重要科学问题的解决方式。如数学领域中毕达哥拉斯传统的形成与宗教的内在关系，近代天文学、力学、非欧几何等与基督教中柏拉图主义的关系，二十世纪物理学、量子学与基因生物学中的宗教影响等。本书还对科学史几个典型历史事件的内在原因进行了考证，澄清了科学史上的许多是非。例如，哥白尼写作《天体运行论》究竟是反宗教还是为了宗教本身。以往一直被我们所宣扬的布鲁诺因鼓吹哥白尼学说而被烧死，事实究竟如何？
二、历史上科学与宗教的关系
法国物理学者和哲学家Pierre Duhem（1861-1916）致力于从科学哲学的发展史中寻找力学上静力学的来由。在发掘历史文献时，他发现十三世纪的科学家Jordanus de Nemore早已预测到达芬奇和伽利略所设立静力学的基础，他还注意到十四纪纪的科学家如撒克逊的Albert ,Jean Buridant和Nicole Oresme都对静力学作出重要的贡献。他终于确信中古时代不但不是思想停滞时期，实在是为盛放的科学奠下基础。他的研究引导其他科学史家探讨基督信仰如何在多方面助长现代科学的发展。普通人对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形象全是冲突和敌对，甚至很少人起来查问它是否正确。实在说，这种形象乃是近代的一种错误的观念。在过去三百年来，基督信仰与科学之间的关系的最佳表述是一种“联盟”。从十六世纪至十九世纪末的科学家与现代科学家所面对的时代全然不同。早期的科学家大多数是不认为信仰与科学有冲突的信徒，他们研究科学的动机，乃是要荣耀创造万物的神。当时研究物质宇宙的人不称为科学家（科学家这一名词直到1834年才出现），而是一些教会中人士，尤其是英国乡村的牧师常以研究大自然出名。Colin Russell在其《思想的交锋：科学与信仰的交接》一书中指出，科学与信仰的战争这个概念是近代人的发明，这些人盼望科学在这场战争中获胜。在十九世纪末，一些科学家组织了几个小组，在赫胥黎的领导下，企图推翻基督信仰在学坛上——尤其是在圣公会中的优势。他们的目的是将社会世俗化，以自然主义——只承认物质的存在的科学主义，代替基督信仰的世界观。这些世俗化的学者了解他们实在是以宗教来代替宗教，赫胥黎曾称他的世俗思想系统为“科学主义的教会”，又称他的科学讲座为“平信徒的讲道”。
三、基督信仰催生了现代科学
科学作家Loren Eiseley说，西方文明是世界历史中独一无二的文化体系，可孕育出今日所知的科学系统，以实验和数据作为知识的基础。什么是助长科学萌芽茁壮的好土？Eiseley不太情愿地指出，是基督信仰，他说：“在一些历史上罕有的奇特运作中，基督教文明以清楚明确的方式孕育了实验科学的本身。”本书分析原因如下：
1、科学研究需要对世界有一些基本的假设，没有这些预设科研不可能进行。怀特海认为，“对科学可能发展的信心”，必定先于科学理论的发展。圣经文化赋予西方社会几种对大自然的基本预设。首先，圣经教导大自然是真实的，神创造的事物有真实的存在，所以是科学和哲学的研究对象。这与很多多神论和唯心论认为有限的和特殊的事物不过是“绝对无限”的“影像”完全不同。其次，科学不单是基于形而上的信念，也建基在价值观上。一个社会需要确信大自然是有价值的，所以值得去研究。古希腊文化没有这个信念，他们以物质世界为邪恶和混乱，所以一切与物质有关的事物都是低贱的。很多历史学者认为，这就是古希腊文化没有发展实验科学的原因之一，因为科学需要用物质作为实验求证的对象。基督信仰认为世界是神的创造，因此它是有价值的。创世记重复的叠句“神看着是好的”是快乐的颂歌。英国哲学家Mary Hesse说：“在希伯来和基督信仰传统中，从来没有物质邪恶和看破红尘的思想。物质要被人用来荣神益人。”第三，在宗教改革时期，对工作尊严的注重，也成为对科研的鼓励。“神的呼召”这一概念从神职人员延伸到世俗行业。新教徒相信“人若要侍奉神，不是退隐到寺孤寡老人和修士，而是要勤奋忠诚地做有用的工作。”天文学家开普勒以宗教改革的精神，被神“呼召”使用他的才能去研究天文学。他在一本记事薄中写下自发的祷告：“创造主和上帝，我感谢你赐我在你创造中的喜乐，我以你手所造的为乐。看哪，我已完成你托付我的使命，我在这使命中已用尽你借给我灵魂的才干。”
2、大自然的非神化是科学研究的关键性的大前提。要是大自然是人类崇拜的对象的话，将它剖开研究是不虔诚的举动。若世界充斥着精灵和魔力，人唯一应有的反应是向它祈求或避开它。圣经教导我们大自然是美好的，但它并非一位神，它只不过是被造之物。圣经极力反对神化大自然。科学不仅是一种研究的方法，它也以思考大自然为出发点，正如Cox所言，“无论一个文化如何发展观察的能力和测量的仪器，人若不克服对大自然的恐惧，科学就不能有突破的发现。”圣经的一神论将大自然的神灵赶走，使人能毫无惧怕地享受它和研究它。
3、宇宙必须是按照可靠和一定的规律运作，才可以成为研究的对象，这条件也是基督信仰的传统。当异教徒倡导多个神明充斥的世界，基督信徒宣扬一位超自然的创造主，造出一个统一连贯的宇宙。获得诺贝尔奖的生物化学家Melvin Calvin在默想宇宙秩序的基本科学信念时说，“当我思想这信念的来源时，我好像找到两三千年前已被发现，由希伯来民族先介绍给西方文化的概念：即宇宙是受制于一位独一的神，而不是很多不同的神，随己意运作他自己的小角落。这种一神论似乎是现代科学的根基。”当然，宇宙的秩序不单在于一位神的存在，也在乎这位神的本质。圣经中启示的神是有信用和可靠的，因此他的创造也同样是可靠的。圣经的神是神圣的立法者，在创造之先已定下掌管大自然的规建，在十七世纪数学家、哲学家笛卡尔的著作中可见到这种思维，因他以为数学家所寻找的定律是神所设立的，正如一个国家的国王颁布法令来管理他的国度一样。这种思想的顺序是重要的，早期的科学家没有论证说，因世界是有规律的，所以有理性的神必定存在；他们说，因有一位有理性的神，因此世界一定是有规律的，他们对神的存在和本质的信念，远超于大自然的规律化。在开普勒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中一个鲜明的例证。他用了多年的时间来研究为何观察到的行星、火星的轨道比计算出来的结果有八分钟的差异。最后他不得已放弃圆形轨道的构想，改为椭圆的假设。若开普勒没有大自然是精确的信念，他就不会超越二千年来独占学坛的圆形轨道理论。他感激地指出，那八分钟的差异是“神的礼物”。因此，基督教“从无创造万有”的信念是以数学和几何来分析天体运动的根基。历史学家R.G.Collingwood的论点更为精楚：“应用数学在自然科学上的表达是对基督教全能创造主的信念。”
4、圣经中的上帝赋予人管家的职责，赐人理性去观察和认识祂所创造的世界。Eiseley说，科学是基于自然有规律和能被理性的思想了解的信念。后者指出了认知论对科学的重要性。从历史上来说，这种肯定源于人是按神的形像被造的圣经训谕。大自然的可理解性是基于“它的秩序和人的理性都来自同一位道。”从文化的比较可以阐清这个道理。李约瑟在他《伟大的调整》一书中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人没有发展现代科学，原因是中国人并没有自然可被了解和人能理解大自然的信念。他说：“他们没有信心接受自然定律的密码可以被解开，因为他们不能确定一位比人类更智慧的神灵有否设立这些密码。”中国人认为大自然有某一个程度的秩序，但他们以为这些秩序有内含的不可捉摸的神秘性。Paul Kocher研究了伊丽莎白女皇治下的英伦历史，他说当时的英国人普遍以为自然科学是神给人的礼物，这不是说整套科学的系统都已在人类思想中成型，而是神在人心中已设下观察和理解的能力。当时科学家的认知论是“基于对神的信念，神不会如此讽刺地或浪费地造出替他管理万物的人，却不赋予他们了解周遭世界的能力。”神学家John Baillie如此说：“虽然大自然事物都有秩序，原则上可被人理解。然而我们不能预先决定它究竟跟随哪一种理性模式”。科学要求我们不靠自觉的理念，乃靠观察大自然，我们需要察看究竟。也就是说，科学一定要靠实验求证。伽利略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他不能根据普通的“理解”以为：一个十磅重的球比一个一磅重的球从高处坠落时必定先着地，他反而跑上比萨斜塔，将这两个球一同丢向地面。他说，我们不能假设神的心意，我们要以实验来察看神的创造。
5、荣神益人是基督徒从事科学研究的目的。在创世记中我们读到神带动物到亚当面前，让他为它们起名。起名的过程需要小心研究动物的性质——一种要经过观察、形容和分类的工作，因此创世记给研究大自然一种神圣认可，科学遂变成“文化使命”的一部分——基督徒以人类文化来探讨和发展创造物中的能力和资源。移居美国的清教徒牧师John Cotton在1654年写道：研究大自然和一切神的工作的运用乃是神厘定的责任。据科学史家P.M.Rattansi所言，普通学坛都已接受基督徒在道义责任上的教导是吸引人来研究大自然的一个重要因素。归正的新教信仰“对神写在大自然的书”与对神的话语《圣经》的研究是互相配合的。这两本书给人一种宗教上的义务，对它的研究，成就两种目标：荣神益人。
四、研究科学史的两种立场
一种是实证主义，一种是理想主义。
实证主义以为科学是逐渐收集更多可以实验证明的实证事物来构成。哲学根据是十八世纪启蒙时代第一代自认为是反对基督信仰的哲学家。他们设法提倡一套可以取代基督信仰来解释一切的世界观。他们的主要策略是将以基督信仰为主流思想的中古时代描写为迷信和落后的时代。实证主义的科学史非着重叙述，而是注重教导——要说明迷信的危险，和以理性为依归的哲学和科学的荣耀。实证主义乃是历史家Herbert Butterfield所形容的“辉格党的历史叙述”——从胜利者的角度来看历史。他们以今日教科书的知识来衡量前人历史，一些与今日课本的意见吻合的思想被誉为勇敢和先进，一些在当时可能是很恰当的理论若与现代科学相左的话，都被贬为恐惧、妥协和非理性的产品。实证主义虽有很多失败之处，但却左右一般人对科学史的认识。尤其是在大众意识中，我们都被实证主义色彩的科学教育栽培出来。科学教科书普遍都只记载科学发现的时代标志——谁在何时发现什么，极少有人提及科学研究的宗教和哲学根基。
理想主义就是要避免这科学上的势利心态，理想主义否定科学不外是实证知识的聚集，反之它以科学为理念的转变——新的思想、概念、世界观。理性主义认为科学是一个与其他人类思想图案编织在一起的线——它包括宗教、哲学和社会政治的因素。这是对科学事业更实在的了争。理想主义历史家认为历史上的科学人物如哥白尼、伽利略、笛卡尔和牛顿并非单是科学研究者，他们也是对他们的世界观作出反应和贡献。但是这种新立场也有自己的危险，历史的敏感也会变成历史的相对论——即认为所有文化信仰都是同样地真实和有效。这样，历史变成历史主义——这种信念认为没有不与历史过程挂钩的超历史性的真理。今日许多研究科学史、哲学和社会学的学者都趋向历史主义。他们否认科学在寻找真理，反而将它简化为在某一个时代和社会中的思想上、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人类创作。科学史学坛上更出现如Feyerabend等极端分子，他认为这些知识的聚集——所谓科学，只不过是一个与文化挂钩的世界观，与其他如异教神话和中古巫术的世界观没有两样。
传统的实证主义色彩的求真论一直都以科学为真理的唯一可靠的根源，宗教被贬为个人的感受和经历，新兴的历史主义否认“一切”普及和超自然的真理——也同时将基督信仰称为个人理念而已。究竟科学将来的发展会被两种立场中哪一个来左右：科学历史和哲学上的主观相对论，或是从业科学家的实用求真论？每种立场都代表一种简化主义，每种方法都是基督徒要面对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