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呼兰河传》为例分析平庸之恶在小人物中的形态“

一般认为,对于显而易见的恶行却不加限制,或是直接参与的行为,就是平庸之恶。”平庸之恶是汉娜-阿伦特针对艾希曼这一著名的“死刑执行者”提出的概念,事实上平庸之恶不仅适用于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身上,它在小人物的身上也得到极大的反映。相对于艾希曼执行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的臭名昭著,那些隐藏在不知名的小人物身上的“平庸之恶”更为隐秘,并且根深蒂固,就像是血液中的基因一样流传,它不被人重视不仅仅是因为它的隐秘,更因为它演变成了一种普世性的“遗传病”,一种精神上的病症——内心的麻木和冷漠,人们不自知且不以为意。这在《呼兰河传》中展示的尤为明显。社会上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当污浊成为一种常态,清白也是一种罪过。”可以说非常适用于呼兰河城里的老百姓。就拿买泥坑子里的瘟猪肉来说,买瘟猪肉是贪小便宜,是懒得探究,不到生病也不当回事,什么都靠泥坑子来掩盖事实:“有这泥坑子可就好办,可以使瘟猪变成淹猪,居民们买起肉来,第一经济,第二也不算什么不卫生。”这也就是得过且过,算不得是恶。但是在大家心知肚明卖瘟猪肉的恶行,但他们并不觉得这是恶,反而是平常的,在有小孩指出来是死猪肉后,就把他们掩盖恶,顺从恶的面具给揭穿了,他们反过来还要讨厌小孩,遏制他说真话的行为。”间或也有小孩子太不知时务,他说他妈不让他吃,说那是瘟猪肉。这样的孩子,大家都不喜欢。大家都用眼睛瞪着他,说他:“瞎说,瞎说!””这是有点类似《皇帝的新装》的,所有的大人都睁着眼睛说瞎话,只有最为天真的小孩用心说真话,看起来还是有一分天真的希望存留的,只不过在呼兰河城里,这点希望都会被强行扼杀。他们既然容许了平庸之恶占主导,便不会允许有人来打破。在呼兰河城中,还有一种由外力推动形成的精神状态——重男轻女。可能会想当今社会不也有重男轻女吗?怎么就是一种恶行?是,在呼兰河城里,这种由封建思维影响而成的陋习已经是堪比毒瘤般的存在,先来看看他们对神像的态度上“至于塑像的人塑起女子来为什么要那么温顺,那就告诉人,温顺的就是老实的,老实的就是好欺侮的,告诉人快来欺侮她们吧”“所以男人打老婆的时候便说:“娘娘还得怕老爷打呢?何况你一个长舌妇!”可见男人打女人是天理应该,神鬼齐一。怪不得那娘娘庙里的娘娘特别温顺,原来是常常挨打的缘故。可见温顺也不是怎么优良的天性,而是被打的结果。甚或是招打的原由。“他们觉得女人地位低是应该的,她们挨打受欺负是应该的,女人生性就是该向男人低头的,就连本该尊敬的神像都是要先看男女尊卑的,没有丝毫敬畏之心。可怕的不仅是恶行的存在,还有顺应恶行,觉得这种欺侮女性的行为是理所应当、是自然的心理。当恶成为一种习惯后,它便会不受限制,还会有人直接参与进来,像艾希曼的大屠杀,他处于那种以杀人为常态的环境下,还是杀人的主导者,你就不能指望他能做个神父,这种恶已经成为他们血液中的基因。光是男性欺侮女性还不是最具有说服力的,如果说本来就是受欺压对象的群体的施暴,并且她们毫不自知是恶,还觉得是正常的时候,那就是令人毛骨悚然的,萧红在书中举了个很具有讽刺意味的例子:“团圆媳妇”,做婆婆的拿滚烫的铁烙媳妇的脚底是正常的,为了给媳妇一个下马威,竟然不停毒打,还用皮鞭把人打昏。而这种堪比罪犯的刑罚在婆婆一家眼里居然是正常的!她们不是恶毒或者狠心的人,而是麻木和冷漠的人,是无数年来的教育告诉她们应该这样对媳妇。更为甚者,团圆媳妇的命甚至比不上几吊钱和买小鸡重要。她们对于媳妇的虐待实际上是封建大家长为了建立自己从上至下的权威而做的,她们饱受男尊女卑的毒药浸淫,她们自己都觉得女人本就应该是要受点欺负的,本来就是卑微的,她们扭曲的心理觉得要从比自己低一级的女性身上找到顺从和权威。这种把恶行当作是真理,当作常态,让人觉得可怖!看起来是和睦孝顺的一家人,事实上是非常脆弱,因为他们的联系都是靠一种无形的秩序和尊卑等级,所以在团圆媳妇被他们欺压死后,这种联系也因为外界的种种冲击而破灭,最终这个家庭也沦为恶行之下的牺牲品,无人在意。不得不说,萧红在处理这种本该是令人震颤的事情时,她的笔触反而是极为平静寻常的,就像写日记一样疏松自然。就像茅盾评价这本书:“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这种反差带给人心理上的冲击远比用大量渲染笔墨的恐怖小说要强。在凄婉的叙事之下反能更见森森白骨的寒意。我们在读《呼兰河城》时是处于一种上帝视角的角度,旁观者清,自然是能清晰看到这种“平庸之恶”的形态,如果放到现代社会之中,我们会怎样认识这种恶?我们会怎样处理这种恶?放任不管?那可能会葬送自己,重庆万江的那一车乘客在面对女乘客无理取闹、骚扰司机时无动于衷,最后全车人葬送在江底。顺应恶?在陕西一个山沟沟里的落后村庄里,以拐卖为风,把买来的女人肆意欺辱,还无耻的想要人帮忙把逃走的女人追回,在那些男人眼里,拐卖并不是一种恶,而是繁衍他们后代的正常手段;当第一个碰瓷摔倒诬陷的老人出现,那就会出现第二个,第三个,甚至至今都还有。这种平庸之恶归根到底还是人们道德和法律意识的薄弱,精神层面的贫瘠。表面上我们相比呼兰河城里的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物质发展更充分了,我们的精神层面得到了同等的发展吗?那片精神的荒原有没有变得丰盈?对平庸之恶的态度,不仅是形式上的纠正,更还应有精神上的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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