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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言的批判是全面进行的：从文字到词汇，从语法到实用功能，犹如剥笋似地一层层裸露出文言衰老、迂腐的面目。对文言不合理性的揭示也是多方位展开的，既有从外向内的透视，也有又内向外的引申；既重视对它本身不合理性的批判，更将这种不合理性放在社会进化的背景下来审视。同时，这种批判，还由纯粹的语言批判，上升到一种文化的批判。这是对文言批判的最显著的特点。

先看对 “ 文字 ” 本身的批判。 

文字，是语言的物化形态或物质外壳，它的难与易，不仅标志着一种语言发展的水准，而且在现实性上，它制约着一个民族智慧的发展。作为表意系统的中国字（汉字），由于它的音、形、义三者是分离的，这就构成了它最大的弊端：难。“ 中国字的难学，实在在世界上独一无二 ” ，这种 “ 难 ” 不在字的多少，而在它的性质， “ 字者既然离字形而独立，字形又弄得不成形 ” ，如此一来就导致了对它掌握的难上加难， “ 青年儿童必须一字一字牢记字音和字形，必须消耗十年功夫用在求得这器具上，等到这器具取得了，精力也消耗一大半了 ”。

所以付斯年认为，汉字， “ 不仅妨害大多数教育的普及，并且阻止少数人智慧的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里，新文学同人虽然是在一般文字意义上阐述中国字的弊端的，但是，他们的意图却是明确的，从这里揭示文言是怎样使这种 “ 难 ” 变得更难的。

从词汇上看，文言的基本词汇与白话有着很大距离，加上大量古雅的典故和层层叠叠的藻饰，弄得晦涩难解。而且，特别是当今天的人用文言词汇作文作诗时，往往不仅面目可憎，而且常常笑话百出。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举了胡先骕作的一首文言词：

 “ 荧荧夜灯如豆，映幢幢孤影，凌乱无据。翡翠衾寒，鸳鸯瓦泠，禁得秋宵几度？么弦漫语，早丁字帘前，繁霜飞舞。缈缈余音，片时犹绕柱。”

并且分析说， “ 翡翠衾 ” ， “ 鸳鸯瓦 ” ，用之白香山 “ 长恨歌 ” 则可，以其所言乃帝王之衾之瓦也。“ 丁字帘 ” ， “ 么弦 ” ，皆套语也。此词在美国所作，其夜灯决不 “ 荧荧如豆 ” ，其居室尤无 “ 柱 ” 可绕也。至于 “ 繁霜飞舞 ” ，则更不成话矣。谁曾见繁霜之 “ 飞舞 ” 耶？在时代的尺度下，文言无一不是 “ 退化 ” 。因此，面对着文言的种种弊端，身处 20 世纪之初的新文学先驱们强烈地感到，在现代文明高速发展的形势下，文言 “ 实在不足以发挥新时代之学理事物 ”。

由此可见，身在现代社会而强写古人之感，本为新的时代，却偏用文言之词，不仅不伦不类，而且笑话百出。在这里，胡适抓住了词汇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这一关键，强烈的历史意识，使他仅仅用一个例证就鲜明地揭示了文言词汇中大量 “ 套语 ” 的不合理性。

从语法上看，文言的文法 “ 极不精密 ” （钱玄同），因为它仍处在意会的阶段，靠代代相传的经验，通过耳濡目染自然地领悟．而且它又是一个封闭的系统，没有相应 “ 平等的语言文字相互比较 ” （胡适《国语的进化》），这就在客观上制约了文言语法的发展，也就在实用功能上导致了文言各种功能的退化。

无论从表情达意，还是从教育实践上；无论是证事写人，还是作为社会的媒介物，胡适认为正是在对文言全面解剖的基础上，一个众所公认的结论提出来了，文言 “ 不特妨害知识的普及，并且阻止文化的进化 ”。于此，新文学先驱们对文言的批判，也就从语言的批判自然地过渡到了语言的文化学批判。而这种过渡既是时代的必然要求，也是语言批判的合逻辑的发展，因为，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对文言弊端的揭示，不可能从纯粹语言学上达到目的。

从语言的本质来看，每一种语言系统都有自身的规律，它本身没有好、坏之分。要说明它的好或坏，只有在社会的实践中进行考察，方可证明其有价值还是没有价值，以及合理还是不合理。人们固然可以离开社会潜心地对语言进行 “ 为语言而语言 ” 的研究，但是，语言却离不开社会，它本身就是 “ 社会生活的一部分 ” ，是人类社会最伟大的成果之一，它的活力，它的光彩，是社会赋予的，它天然就负载着社会的思想与文化的精华，只有在社会的实践中，它才能散发出五颜六色的火焰。

新文学的先驱们正是从这一方面来认识语言的本质的。他们认为：“ 文字为一切文化教育之结晶 ”， “ 思想依靠语言犹之乎语言依靠思想 ” ，而文言，这种言语系统当然也负载着一定时代、一定社会的思想文化，而且它所负载的这种思想文化就象它本身的历史一样古老、沉重。从中国思想文化系统形成的春秋、战国，到清末皇权的坍塌时期，几千年沉积的林林总总，几十代一以贯之的孔孟之道，在它的身上无处不显示出来。因此，对文言的文化批判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新文学先驱们从这里找到了一种对文言批判的更为宽宏的角度。

钱玄同认为：“ 现在我们认定白话是文学的正宗，正是要用质朴的文章，去铲除阶级制度的野蛮款式 ” （《大系 · 建设理论集》 224 ）。因为这种 “ 野蛮款式 ” 所包容的是一种野蛮的、充斥了封建等级观念的内容，这种等级观念在语言、文章上的表现是一种贵族的心理：“ 文章做到难懂，工夫就深极了，人家不懂，我独能懂，所以可贵 ” ，从而使大多数人与文学、文字隔离，文章也就成了少数人的专利。

同时，这种以贵族形态出现的语言文字，由于经年累月的贵族化，也就使本身不带任何阶级意识的语言工具，也涂上了极为强列的阶级色彩，以至成了贵族思想的某种表征。周作人在《思想革命》一文中最明快地揭示了这种状况：

这宗儒道合成的不自然的思想，寄寓在古文中间，几千年来，根深蒂固，没有经过廓清，所以这荒谬的思想与晦涩的古文，几乎已融合为一，不能分离。我们随手翻开古文一看，大抵总有一种荒谬思想出现，便是现代人做一篇古文，既然免不了用几个古典熟语，那种荒谬思想已经渗进了文字里面去了，自然也就随处出现。

这种状况，对于作为一般交际工具和表达思想的语言来说，等于是将其推到了狭窄的道路上，其直接后果是导致文化的僵化与文学的贵族化。文化僵化的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语言所载的仅仅是圣贤之言，而文学中 “ 古文多是贵族的文学 ” （平民文学）。所以，从文化的角度审视语言，新文学先驱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 文字为一国文明之符号，欲政治修明，必先正其文字 ”· ；

 “ 我们反对古文，大半原为他晦涩难解，养成国民笼统的心思，使得表现力与理解力都不发达 ” 。

由此可见，对文言的批判，也就不仅仅是一般文化意义上的批判，而是将这种批判由外在的社会批判，引入到了对内在的思维意识的批判，由一般文化形态的反省，进入1到了对人的反省。于是，我们看到，新文学先驱对文言的批判，随着批判深度的加强和批判视角的转换，批判的意义也随之得到了显而易见的扩展。语言这个曾经被文言死死缠着的灰姑娘，终于从这里走向了一个崭新的天地，这个天地就是白话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