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兄弟五人，父亲行三，身上两个兄长，身下两个弟弟。大大爷走得早，四叔抗美援朝出担架队，牺牲在了朝鲜。母亲病重时突然一次提起四叔，说四叔的死，全都是因为二大爷当年在大队当民兵连长得罪了人，四叔被人从后背开了黑枪。母亲的这番言论不值得采信，但这样情况下，母亲说到四叔，还是会让人后背直冒凉气。
除了没有谋过面的大大爷和四叔，二大爷和小叔是父亲同辈儿的离我们最亲最近的血缘了。血浓于水，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对血脉和亲情的认知与认可。我特别愿意听到关于老一辈人的故事，觉得听懂了那些故事，人的心和目光就有了归属。但没人和我讲他们的故事。我只好在我自己的记忆里去搜寻二大爷和小叔的身影，尽管那些身影好像缩印进了黑白的胶片里，朦朦胧胧、模模糊糊。
二大爷
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傻？7、8岁以前的记忆几乎被刮了一层大白。
8岁那年，我们从一个比较偏远的山村，搬到了另一个比较不偏远的山村。严格意义上讲，这里算不上山村了，它地处市郊，工农混居，通向市区的马路，汽车过后像抗日神剧八路军扔过手榴弹一样，轰起漫天尘土。虽然离市区不远，户口还是农业户口，只不过由种粮的农民变成了种菜的农民，简称菜农。菜农是可以凭着粮本领粮的农民。有粮本也是农民啊，所以还是不招工人老大哥后代们的待见，他们见了我们，一个个像是地主家的傻儿子，斜着眼睛，甩着胳膊，趾高气昂、骂骂咧咧。
搬家前的记忆是一点也不见了，连出生、住过了8年的老房子都没有一丁点的印象。但是，我记得二大爷的家。
二大爷的家，在路的左边，紧靠着西山。并排有三户人家，最里面那家姓王，老王大娘的绰号叫“王老歪”，至今不明所以。二大爷的家在中间，挨着大道边儿的那家姓迟，家里有个屁股上仿佛绑着二踢脚的二十来岁的儿子，不知啥时候就会横着一脸的肉，炸起来。因此呢，我从来不肯，是不敢和他对眼瞅上一眼。
家搬走后的一段时间，具体多久不记得了，我住回了二大爷家。二大爷无妻无子孤身一人。父亲曾经有点气愤地说过，他怎么没媳妇？死了一个，打跑了一个。一死一跑的两个媳妇都没能给二大爷留下一男半女，二大爷终归是一个人。我们被二大爷当成了自己的孩子，每个人小时候都背着母亲偷偷吃过二大爷给买的零嘴儿，四个姐姐还会在过年时，收到各种颜色的女孩子扎头用的绸子。
二大爷的家没什么家具，炕梢放着一个上面叠行李、下面装衣服的炕柜，靠窗摆着一张八仙桌，衣柜和八仙桌都被二大爷擦得明明静静、亮亮堂堂的。这让我私下里一直认为，年轻时的二大爷也应该是个眉清目秀、干净利索的帅小伙儿。
四叔牺牲后，二大爷享受了军烈属待遇。每到过年，公社会把一些慰问品提前发放下来。我记得最清楚的是那些年画。年画一联一联的，要么是李铁梅高举红灯的风姿，要么是杨子荣扬鞭催马的飒爽。那些画往墙上一贴，过年的味道顿时就足了。不知是我主动留下来和二大爷一起过年，还是父母有意把我留下来陪伴二大爷，那年的春节是我记事儿后和二大爷一起度过的唯一一个春节。几年后，我又大了几岁，母亲说，当年二大爷的那两个邻居老王大娘和迟婶儿都骂我母亲心狠，怎么就能忍心把那么小的儿子放在一个光棍儿家里过年?夜里孩子尿了炕，被他二大爷打得直叫唤。尿炕的事有印象，不只是在二大爷尿，在自己家也尿，也挨过父亲的打。但真没记得二大爷打过我，也许打过，被我忘了。
不过，二大爷生气的样子，实在是不容易让人忘掉，先是皱起鼻梁，然后以一下一下吸着鼻子，接着眉头也跟着紧急集合，和皱起的鼻梁一起在眼角处会师，那种拧巴不耐烦的样子，让看着的人的心里也会拧麻花般纠缠不休。难受！
爱生气的二大爷渐渐上了年纪，又逢村子烧了一把大火，全村的房子几乎都烧塌了架。大哥就把两家的房子盖在了一起，开始赡养二大爷。高三那年，二大爷生病住进了院，大哥和二哥轮流在医院看护，父亲和小叔也会去看望他们的二哥，可是父亲脾气不好，常常让二大爷抽抽鼻子。守在医院里时间最多的是二哥，当病友得知大哥二哥只是那个一生气就抽抽鼻子的老人的两个侄儿时，都夸奖我的父母教子有方。母亲摇了摇头，说，那是他二大爷自己修来的福分。几个月后，二大爷还是没能挣脱死神绑架，溘然长辞。临终前，我们姊妹八个系数到场，没有让老人家孤苦伶仃地踏上归途。每次去上坟，我们也一点不曾慢待了二大爷，我们都愿意不管在哪，二大爷都能高高兴兴的，不要一生气，就抽抽鼻子。
小叔
小叔是在他退休、不当场长后，才和我们走动得比较频繁的。小叔和父亲和二大爷一点都不像。小叔的脸下宽上窄，下面的肉比上面的肉厚实许多，严肃的时候真有几分林场场长的样子。小叔的话密，话一多，就像母亲搽小豆腐一样，嘟嘟嘟、嘟嘟嘟。我们从原先的地方搬到现在的地方也是为了投奔小叔。
那个年代，城乡差别实在过于巨大，家里能有个当干部的亲戚，恨不得都糊上去，想法设法让孩子的户口变成城镇户口，然后有份工作。就是存了这样的念头，母亲才决定的搬家。每个母亲都会为了孩子的前程，拼尽自己一切的所有。
一次母亲去小叔家串门，说是串门，主要目的是想和小叔唠唠孩子上班的事情。母亲和小婶儿不冷不热地说着话，等着小叔下班，不知道是不是在单位惹了气，中午回到家的小叔脸色黑得像锅底一样，直接问母亲，三嫂，你家又有啥事儿？听了小叔的询问，母亲说，没事，就是过来看看，这就回。说完，母亲起身就走，还没走出小叔家的大门，眼泪就淌了来。小叔反应过来后，追出了大门，也没能挽留住连午饭都没吃上一口的母亲。
母亲说，过日子就靠自己要强啊，别人的脸色不好看！因为母亲的这句话，曾经多么艰难的日子，我也没勇气向外人张过嘴。
小叔在结婚前和结婚后的头几年是得到过父母很多照拂的。小叔是家里的老幺，又从小缺失母爱，母亲自然会对他额外关照几分。没想到翻山越岭来一趟，居然碰了软钉子。母亲没有在嘴上责怪过小叔，有求于人呢，毕竟哥哥姐姐们一天天大了，要是小叔能帮忙给孩子找份工作，受点委屈算得了什么呢？
二姐高中毕业了，母亲又一次找到小叔，小叔说，单位他可以给联系，但户口需要母亲自己想办法。不知道母亲走了多少路，找了多少关系，托了多少人，二姐的户口问题解决了，小叔也兑现了承诺，把二姐安排在了另一个林场。二姐是我们家的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工人阶级。二姐工作后，我们全家对小叔充满了敬畏和感激。所以一开始，对小叔的感情，亲情占了很小的一部分，我们只是知道他是父亲最小的弟弟，是林场场长，完全没有我们对二大爷那样的一家人一样的朴素的亲热。
随着我们的长大，二姐也在单位发展的得心应手，在二姐的支助下，我们几个年纪小的也纷纷有了自己的单位，终于跳出农门。可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谁会预料到，领导一切的产业工人会有今天如此的地位。
我们都上班后，小叔也退休了，小叔从一个威严的场长变成了一个和蔼可亲的小老头。那时二大爷已经离世，就剩父亲和小叔哥俩了。我们从心底接纳了小叔，他不再是我们心目中那个高高在上的场长，他是我们父亲的兄弟，是我们的血脉相连的小叔。每次回家赶上小叔来了，我们就会坐在一起，听小叔讲一些他在位时回山东青岛老家寻亲的事儿。小叔说大爷爷家那一支人都有出息····都了不得······嘟嘟嘟，嘟嘟嘟·····这时的小叔，肉嘟嘟的脸上开满了笑，不大的眼睛里也盛满了慈祥。小叔又接着说，你们可要知道孝敬你们的母亲，她为你们可是遭了许多磨难。是的，小叔说的是， 要孝敬你们的母亲，而不是孝敬你们的妈妈，不是遭了许多罪，而是磨难，做了一辈子领导的小叔，不自觉地又讲起了官话。虽然会觉得小叔的腔调很幽默，但我们内心知道，小叔说的实话。
在父亲去世后第二个年头小叔也走完了他生命的旅程。原来不是多么近便的小叔家的两个儿子也突然间和我们有了同宗同脉情谊。以前见了面都不知道该怎么打招呼，现在老一辈人都走了，我们也做了人之父母，才发觉，原来我们都是同一颗藤上接出的果。然而，不咸不淡的亲情还是如此不近不远地把我们疏离。
如今，大大爷、二大爷、父亲、四叔并排枕着同一座青山，遗憾的是小叔家的兄弟为了以后祭奠的方便，没有把小叔和小婶儿葬回祖坟。兄弟五人，独独缺了小叔，不知小叔会不会觉得孤单寂寞。
而令人寂寞和隐不住猜想的是，当我们这一辈，有一天百年之后，我们的下一代，还会像我一样，回想起那些与长辈们的血脉亲情吗？会吗，不会吧，不会了！岁月如流水，洗尽了铅华，也让一代又一代的人离散了血缘、淡漠了亲情。凡俗人世，带得走的红尘，留不住的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