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众筹”这一概念出现至今，在给人们提供多样性公益模式的同时，由于其本身的“无偿性”，致使公益本身条件必须严苛，否则必然出现令人诧异的事情。也可以说，公益本身包含着“道德洁癖”。
于此，就“转让女儿救儿子”事件，根本上早已脱离救治孩子的范畴，而是转向救治“大人”认知。孩子的病是真的，可大人的道德法律意识似乎也“染了病”。
公益事件中，为烘托氛围而煽情是常见方式。但煽情的基本条件，要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暂不论“卖女救儿”的父母是否真的“重男轻女”，就直观感受而言，“卖女救儿”让人觉得悲情；可理性思考之下，“转让女儿”这种挑战法律、触及伦理的行为，实际是包含了欺骗成分的刻意炒作。作为求助者，需要的应该是基于真实情况下所获得的自愿帮助，而非刻意炒作博来的眼球。
随后采访中也揭露了“比惨秀”得以存在的另一重要原因——众筹平台工作人员的支持。2016年民政部办公厅规定“采取遴选方式，指定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对首次遴选标准之一“筹款业绩”的盲目追求，也反映出部分平台的浮躁作风。如果放纵这类现象不
理，未来的网络众筹等救助平台，将变成各种天方夜谭的大秀场。
两年前“罗一笑事件”所引发的争议，核心问题就在于爱和诚信。在当时，罗尔作为受助方是否应该诚信，社会公众的善心如何得到善待，一系列问题在不同身份和人生经历的代入下演变成了一场混战，众筹面具之下的不良动机消磨着大众的信任。
国内“社交性公益平台”的迅速发展，普通人筹集善款的门槛越来越低，隐藏着巨大的漏洞，也应时而生了一种情况——稍有病痛，就想筹集钱款治病。更会编辑文案、利用图片赚取眼球的家庭，哪怕不是最迫切需要帮助的群体，往往也会在众多求助者中脱颖而出。这种现象如果不严苛限制，当公益众筹沦为“比惨秀”，极易将公益的大厦彻底败坏。
这也给当下社会公益和社会保障机制带来了新的考验——如何杜绝众筹乱象，避免“惰性求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