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式辩论源于18世纪初的伦敦。这表面斯文的舌战不单止是知识分子训练口才的游戏，也是一种心理改造工具，间接影响了整个所谓 “西方世界” 的政治和外交传统，甚至商业推广，科研，法制，和道德取向等。
英式辩论的特点，是以抽签决定 “立场”。参赛者抽中“正”方，便努力为辩题辩护。抽到“反”方，便为反而反，个人立场暂时完全搁置。这 “客观化” 训练的好处，是逼使参与者放下私自立场和见解，从既定角度审视议题。但久而久之，为辩而辩会渐渐令人丧失自我。高能力强词夺理的人，沾沾自喜之余，很容易人格分裂。殖民地时代的帝国，需要能言善辩的精英替国家在海外的欺压掠夺行为泡制理由，建立道德高地。受过辩论训练的精英，可以尽脑尽力替自己私下也可能不屑的野蛮行为辩护，而不觉得有何不妥。
有经验的辩论家都知道，光靠逻辑和道理是赢不了的。一如绝大多数的民选竞赛，台风和造型往往比内涵更能争取观众选票。所以正式辩论很讲究礼仪，鼓励参赛者口里藏刀的同时要一脸真诚，魅力四射，爱朋友爱敌人。经过这类心理改造的人才，无论在商业推广，竞选公职，法庭辩论，国际外交等工作，都可以风度翩翩地口是心非。虽然大部分人类的正义感都是装出来的，但文明规定言不由衷，怕只有辩论比赛一种。可惜惯性依赖语言技巧和演技会养成病态，长远看对国家或个人的信誉都有负面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辩论传统在学术研究方面比较富建设性。学者辩论，查根问底穷追不舍，能够刺激研究精神，精益求精。欧洲科学的同时兴盛，可能并非巧合。
中国人与希腊的柏拉图，同样对诡辩这伎俩满怀戒心，认为长期口不对心会令学者精英们不知不觉人格堕落。中国传统要求君子凡事依心直说。口不应心的人，更滔滔的雄辩也会惹来反感。古代名士都要身体力行，高度遵守自己提倡的道德哲理，否则便是伪君子。西方比较仰慕的 “客观”和“中立”，在中国人眼里是 “得把口”，没有什么地位。不过中国人凡事太 “上心”，边爬边拆自己的下台阶以表决心，又随时会导致偏执，甚至盲目排斥相反意见。过分投入的人，心理负担大，输的时候痛得较深，使面部肌肉僵硬，强笑不出，给旁观者的印象是 “不够风度”。
在社会公义的层面，中国人的 “法理情” 与西方的“法治精神”也大相径庭。中国人认为百分百的客观和毫不偏倚的审判是臆想（否则电脑可以完全代替假发青天大老爷），维持社会大致公平要靠法庭对 “法理情” 的准确拿捏。这方面令到西方人士对中国法治局部不解，甚至不信任。反之，一般中国人会觉得运用 “技术原因” 替明显罪犯脱罪会损害最基本的公平原则，无法接受。
21世纪的人类世界处处都是暗涌。不同的文化体系史无前例地经常近距离接触，不同之处会被凸显，容易酿成误会。英国绅士喜欢扮酷，凡事保持距离，放个屁也有客观味道。中国传统真君子刚好相反，样样尽力以身作则，在高压心情影响下，肯定比较严肃。帝国精英为国家、上帝、公司等办事，就算不择手段，严重违背了个人信念或道德标准，也无非尽责。够客观的人，任何事都怪不了人，当然更怪不了自己。在中国人眼中，这行为虽然在人类社会很普遍，却绝对不佩 “君子” 所为。
世界一体，文化缩距，是没有回头路的客观大洪流。当很多中国人日益 “西化” 的同时，懂得中国文化历史的老外也一天比一天多。在这融汇过程中，互相学习，启发，猜疑，惹恼甚至碰撞，是在所难免。能够尝试了解背后的文化背景，知道不同的心态各有利弊，可给大家更多包容空间，让人类这命运共同体更有希望活得更长更精彩。
谭炳昌 2017.12.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