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芒格最近接受了中信出版社的一个采访，他在这个采访里面说，儒家文化里的家庭观念是中国的一个主要竞争力。他认为中国社会紧密的家庭关系，降低了整个社会的运行成本。这是因为家庭给个人提供了很大的保障，减少了个人对于政府提供社会福利的需求。

而且，这种儒家文化其实能形成强大的商业文化。你看日本，为什么资源那么稀缺，还能实现经济腾飞？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日本人把对家人的热爱，扩展到了商业关系当中。对日本人来说，客户、供应商甚至员工，都跟家人一样。

芒格有一个报纸，供货商就是一个日本人。当报纸规模缩小的时候，供货商却没有提升价格，反而尽一切可能让报纸变得更好。由于这样的服务态度，芒格跟这个供应商形成了家人一样的关系，有家人一样的忠诚，他从来没想过更换供应商。

美国的大型仓储超市Costco也采用了类似的思路来服务客户，不提升价格只提升产品质量。这种把顾客当做家人的商业文化，芒格称之为“大儒家主义”。

芒格认为，中国如果在未来能让这种“大儒家主义”渗透到商业领域，那么中国的商业公司将会变得更强大。

好，说完了文化，再来看看治理模式。

今年哈佛大学出版了一本新书，叫《中国的现代化》，这本书的作者是德国自由大学的中国历史和文化专家克劳尔斯·慕寒。在这本书里慕寒教授指出，中国近40年来之所以能获得巨大成功，离不开“渐进主义”的治理模式。

什么叫“渐进主义”呢？

举个例子来说，像改革开放这么大的事，并不是先制定一个详细的、全面的计划然后再执行。中国实施改革开放的方法，是只规划一个大方向，具体怎么实施，摸着石头过河。

从1978年开始，西方就不断有声音要求中国要全面地市场化，把中国市场变得像西方市场那样开放，做到一步到位。但是我们都知道，中国并没有这么做。中国的做法，是先开放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这四个城市作为经济特区，开始引入外资。实验了几年之后，发现效果不错，然后才又开放了14个沿海城市。这种方式，就是“渐进主义”。

慕寒教授认为，正是这种渐进主义，让中国在发展的过程中一直保持了灵活，能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策略。这一点值得所有寻求发展的国家向中国学习。

另外一位研究中国学者，剑桥大学的马丁·雅克，也认同中国治理模式的灵活性。

雅克是《大国雄心》这本书的作者，他说中国的治理模式，核心在于给了地方差异足够的尊重，并没有按照一套方案从上到下地管理国家。中国的模式，他称之为“一个文明多种制度”，像香港的一国两制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而且，他认为这种灵活的、渐进式的创新早已经从政治治理拓展到了社会各个层面，积累起来巨大的创新思维能力。而这种创新能力是被低估的。

除此之外，雅克还指出了中国在国际关系当中的优势，就是中国曾经作为发展中国家的身份。 他认为相比起西方国家，中国能更好地理解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而且有天然的亲近感。因为就在不久前中国自己也曾经是个穷国，人均收入甚至比非洲国家还低。

雅克认为，跟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值得高度重视，它的战略优先级甚至应该超过跟美国双边关系的优先级。像一带一路这样的项目，现在美国和欧洲都参与度比较低，但是恰恰是在欧亚地区，现在缺乏一个强有力的地区框架，至今没有地区性的组织。这个真空里面，蕴含着重大的机遇，而中国现在正好可以填补这个真空。

好，总结一下，今天跟你分享了查理芒格、以及两位研究中国的学者克劳尔斯·慕寒、马丁·雅克对于中国优势的看法。他们提醒我们，儒家文化、渐进主义和曾经的穷国经验都是中国独有的优势，如果加以利用，会给中国的发展带来新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