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写了西南联大校歌的学者
一位知行合一的论语解读人
一位儒释兼修国学巨匠
踏踏实实的做学问
讲的琉璃顺畅的古代文学诗歌
打破了原来，教着不善教，学着不善学，的怪圈
改变了，以其昏昏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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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庸作为中国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和国学家，其学术观点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学史研究与儒学思想传承，主要体现在文学史研究方法、治学态度、儒学思想及文学批评四大领域。
一、文学史研究的创新框架
1. "缘生史观"的文学史体系：罗庸在《中国文学史导论》中提出以"宗趣论""方法论""史料论"构建文学史框架，强调文学史应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进行系统研究。他认为"一部文学史就是一部民族内心发展史"，文学史的任务是准确揭示民族精神发展轨迹。
2. "四基件"研究法：罗庸创造性地提出文学史研究的"四基件"——新材料、新工具、新问题、新见地，这比后来程千帆提出的"新领域""新方法"更为系统全面。他强调研究者应善于利用考古发现等新证据，将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推向新高度。
3. 文化史视角：罗庸主张"由文化史来看文学史"，认为"假如我们的眼光还不能扩大，由文化史来看文学史，仍然是局于..."。他指出文学发展与社会文化、语言艺术、学术思想、时代风会密切相关，必须从多维度考察。
二、治学态度与方法论
1. "公"的治学观念：罗庸在《治学态度及其方法》中强调"公"是一切学问的基础，指出"学问是因大家而发生，靠大家而进步，依大家而存在，实在是一件最公不过的东西"。他认为学者应具备"宝爱学问"与"尽忠学问"的双重态度。
2. "为己之学"与"尽己之学"：他区分了两种治学境界——"为己之学"是忘食忘忧、忘却浮名的纯粹求知；"尽己之学"则是基于自知之明，认识到"个人努力的时间、精力...实不能多所超过"前人，因而兢兢业业、不敢自慢。
3. "虚心"与"识公"：罗庸认为治学必须"虚心"，才能"莫问收获，但励耕耘"；同时要"识公"，明白"无论何时何地，皆我'择善'之资"，避免无谓的争胜。
三、儒学思想的核心要义
1. "仁"为根本精神：罗庸在《鸭池十讲》中明确提出"中华民族的根本精神，便是儒家的根本精神，而儒家的根本精神，是一个字，'仁'"。他阐释"克己复礼为仁"，即克去一己之私，恢复天理之公。
2. "士"的价值观：他强调"原来士之所以为士，在其能以全人格负荷文化的重任而有所作为"。在民族危亡之际，罗庸倡导"士的风节"，号召知识分子"教师的言行与教材内容要打成一片"。
3. 儒学的实践性：罗庸认为"儒学要在力行亲证，决不许你徒腾口说"。他在《习坎庸言》中系统阐述儒学思想，内篇讲"勉学""识仁""六艺"，外篇论"种族""文化""礼乐"，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
四、文学批评与创作思想
1. "思无邪"的阐释：罗庸对《论语》"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提出新解，认为程子"思无邪者，诚也"是"一语破的之论"。他强调文学创作应"思之思之，便会立刻消灭那距离而成为一点"，达到物我相忘的境界。
2. 文学的真诚性：他主张"文字的标准只须问真不真，不必问善不善，以真无有不善故"。认为"思无邪"不仅是内容纯直，外形之能达也包含其中，"一言以蔽之"。
3. 词体演变观：在《阴法鲁君研究工作提要》中，罗庸提出词的发展"约得三期：一曰教坊乐府，二曰诗客曲子，三曰文人雅词"，强调研究词史应"于教坊乐府探词调之由来，于诗客曲子名词体之渐变"。
罗庸的学术思想融合了儒释道三家精髓，既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又具备现代学术视野。他治学严谨，著述虽多为讲稿整理，却处处体现其"不尚空言、力戒虚泛"的治学态度和"另辟蹊径、注重创新"的学术眼光，对当代人文研究仍具重要启示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