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完成今年第一季度的任务写的，干脆也放这儿得了。以后可以一起回顾。

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而哲学作为一切科学的总科学，是“思想思想的思想”，也就是“反思的思想”，它的意义不在于增加客观事物的具体信息，而在于提高思想境界、澄澈心灵世界，从而有助于我们提升看问题的层次，增强“洞悉本质”的能力，成为一个头脑清晰、不盲从，包容性强、格局大的人。几年前，经爱人推荐，我第一次读了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一经开启，便手不释卷，急欲一览而后快，时有拍案顿悟之感、相见恨晚之憾，它解决了我关于人生和社会现象的很多疑问。无奈哲学的门槛实在太高，初读只能囫囵吞枣，连哲学的门扉都未曾触碰，仅能遥看其春意盎然。时隔几年，经历了一些人一些事，再次拿起这本书，感悟更深了一些，却也只是“一只脚跨入了哲学的门槛”而已。虽然很多人并不认同冯老这本著作（大概从很多所谓专业人士的角度认为太主观片面吧），但对于一个哲学小白来说，我认为这本书是哲学入门的最好书籍，最起码看完以后“对抗一些邪魔外道”是够用了。

一、《中国哲学简史》的基本内容

这本书共28章，全书系统梳理了中国哲学的精神内涵、形成背景、各学派起源，以及在各学派相互替代、融合和改进的过程中中国哲学的发展历程，脉络清晰，深入浅出，能够让读者对中国传统哲学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第一章“中国哲学的精神”中介绍了中国哲学的本质。有一些哲学流派，认为人想要得到最高的成就，就必须脱离社会，甚至脱离“生”，才可以得到最后的解脱，这种哲学即所谓“出世的哲学”。还有一种哲学，注重社会中的人伦和世务，即所谓“入世的哲学”。出世的哲学是理想主义的，入世的哲学是现实主义的。出世与入世是对立的，正如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也是对立的。中国哲学的精神，就是如何在出世与入世、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对立中寻求统一。如果一个人在理论和行动上完成了这个统一，既入世又出世，那么他就是一个圣人。但中国的圣人不是不问世务的，他既是圣人，又是最适宜为王的人，他的人格即所谓的“内圣外王”的人格。我们学习中国哲学的终极目的，就是寻求“内圣外王”之道。

第二章“中国哲学的背景”通过介绍中华民族的地理背景、经济背景，来说明中国哲学和文化如何成为现在这样，为什么成为现在这样。《论语》说：“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中国是大陆国家，中华民族自古以农业为主，中国历史、社会、经济的思想和政策的中心总是围绕着土地的利用和分配。在古代社会的士、农、工、商四个阶级中，代表地主的“士”和代表实际耕种土地农民的“农”都因与农业生产息息相关而成为受重视的“本”，而只靠交换维生的商人则是受轻视的“末”，这就是“重本轻末”。中国的哲学也就必然地把对事务的直接认知作为哲学思维的出发点。而古希腊人生活在海洋国家，靠商业维持其繁荣。商人打交道首先要有用于记录商业帐目的抽象数字，然后才是具体物质。这样的数字，就是诺思罗普所谓的用假设得到的概念。于是希腊哲学家也照样以这种假设概念作为其逻辑的出发点，而发展了数学和数理推理。为什么他们有知识论问题，为什么他们的语言如此明晰，原因就在于此。在这一章中，作者还介绍了中国思想的两个主流，儒家和道家。他们的共同思想是“反者道之动”，他们的区别是入世和出世。

在第三章“各家的起源”中，作者结合了司马谈对中国哲学家学派的划分和刘歆对各家起源的分析，总结出“儒家者流盖出于文士，墨家者流盖出于武士，道家者流盖出于隐者，名家者流盖出于辩者，阴阳家者流盖出于方士，法家者流盖出于法术之士”。这不仅让读者明白了中国哲学究竟有哪些学派，为什么会形成这些学派，各家擅长什么，同时也印证了第二章环境对哲学思想的影响。儒家以讲授经书、礼乐见长，墨家精通武艺或兵法，道家集合了一些对现实政治失望而遁入山林的才学之士，名家擅长辩论，阴阳家擅长方术（巫医、星象、占卜、术数），法家擅长政治纵横捭阖之策。

接下来，从第四章到第二十八章则按照发展的先后顺序，详细阐述了各学派及各学派不同阶段的主要理论和代表人物。例如，“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是孔子的精神修养发展过程，所谓的“知天命”是承认世界本来存在的必然性，对外在成败无所萦怀，也代表了孔子精神修养的“超道德价值”。中国哲学具有世界性，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以看出中国哲学着眼世界政治与世界和平，中国人缺乏民族主义正是因为关于从天下即世界的范围看问题。中国哲学具有“折中倾向”，儒家道家一直在努力实现思想的统一。作者将零散的知识点系统地串联起来，让读者时时有顿悟之感。

二、三点收获

通过重温《中国哲学简史》，让我认识到中国哲学的含蓄之美、辩证之力和修身之径，同时，也更加理解了为什么四大古文明中只有我们中华文明在数千年未曾断过的传承中薪火相传，连绵不绝。

一是认识到中国哲学的含蓄之美和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冯友兰先生在书中指出，中国哲学家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惯于用格言、警句、比喻、事例等表现形式，且富于暗示。曾经我一度认为这种含蓄暗示的方式与科学精神背道而驰，影响了中国哲学作为一个系统的科学体系，是中国哲学“不如”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体现。此次重读，让我有新的领悟。中国哲学的名言隽语、比喻例证明晰不足而暗示有余，而正因为中国哲学家的言论、文章不很明晰，所以它们所暗示的几乎是无穷的。富于暗示，而不是明晰得一览无遗，是一切中国艺术的理想状态，诗歌、绘画以及其他无不如此。拿诗歌来说，好诗“言有尽而意无穷”。聪明的读者能读出诗的言外之意，能读出书的“行间”之意。中国艺术这样的理想，也反映在中国哲学家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里。抛却了形式的束缚，让中国哲学获得了更深入广泛自由的发展延伸，正如“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中国哲学经典，一千个学者也有一千种演绎，由此使得中国哲学以及由其衍生的文化传统有着极强的包容性、适应性和改造力，各种思想流派百家争鸣，各种文化兼容并蓄，即使政治上分裂与统一交迭，文化上也不需另起炉灶。这就是中华文明之所以生生不息的原因之一。

二是体悟到中国哲学的辨证之力和中华民族的坚忍不拔。“反者道之动”是中国哲学儒、道两家的哲学的共通点之一，揭示了事物发展循环往复、阴阳相合的道理，与西方哲学的“螺旋式上升”表述有相似之处。这个理论对于中华民族影响很大，对于中华民族在其悠久历史中胜利地克服所遭遇的许多困难，贡献很大，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心理寄托。一个很有趣的结论是，这个理论影响力如此之大，给人所起的慰藉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西方世界的宗教，由于相信这个理论，我们的民族即使在繁荣昌盛时也保持谨慎（如同西方人坚信自身背负“原罪”），在极其危险时也满怀希望（如同西方人认为有上帝保佑）。这种辨证的思想如果加以适当引导，将释放出强大的力量。中华民族不崇尚武力，平时看似一盘散沙，但一遇强敌入侵，立刻众志成城、前赴后继。正如在当前的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中，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广大人民同心同德、守望相助、同舟共济，危急时刻齐心助力“武汉加油”，无数医务人员敢于冲上一线打头阵；疫情取得持续向好局面后又及时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两条线”任务，安不忘危、危中寻机，展示了中华民族的韧性和忍耐力。

三是感受到中国哲学的修身之径和中华民族的胸怀抱负。“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齐家，齐家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个人从品德修养到改造世界的由内而外的发展过程，也正是中国哲学所秉持的“内圣外王”修炼之径。正是在这种哲学精神的熏陶下，才使几千年来无数仁人志士喊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豪言壮语。正因有如此气吞山河、胸怀天下的境界和抱负，才使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将修身之法代代传承，才使中国成为一个有担当的负责任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