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秋天，我随雷平阳来到了他位于昭通土城乡欧家营的三间土坯房。颓败的房前有几个大的有些夸张的蜘蛛网，上面布满了蚊蚋。那些静止不动的蜘蛛是否是雷平阳的化身——像卡夫卡一样被世界死死困住？
敬畏、抵触，深情与无望是否构成了雷平阳写作自身的困窘——现实的困境？田园将芜胡不归。就雷平阳的文字来说，我目睹的是“文字的骨灰在天空里纷纷扬扬”。这是否像当年的西蒙娜·薇依在1941年夏天所吁求的作家需要对时代的种种不幸负责？这是否就是对作家“良知”和文学“真实度”的考验？
如何把个人的现实经验转变为历史经验，从而把个体的真实通过语言的途径转化为历史的真实？换言之，“诗与真”在任何时代都在考验着写作者们。这自然也是进入雷平阳的寓言式散文集《乌蒙山记》的必经入口。
就散文阅读而言，我们的胃口不断被败坏，沮丧的阅读经验一再上演。看看时下的散文吧，琐碎的世故、温情的自欺、文化的贩卖、历史的解说词、道德化的仿品、思想的余唾、专断的民粹、低级的励志、作料过期的心灵鸡汤……。那么是否存在着散文的“新因子”？
我之所以强化雷平阳的“诗人散文”或者“寓言式散文”是为了与当下一般意义上的散文写作区别开来——这也许可以理解为雷平阳的一场可选择或者别无选择的“诗歌拓边”行动。这是对“诗歌”和“散文”惯有界限、分野的重新思考，具有对“散文”拓展、更新、改观甚至颠覆的意义。以雷平阳为代表的“诗人散文”具有“反散文”的特征，而“反散文”无疑是另一种“返回散文”的有效途径。
散文集《乌蒙山记》带给这个时代的是“起底式的写作”——他提前抽出了那张底牌，也是“先行到失败中去的写作”这需要阅读，也需要预见。他拔起了那棵现实土壤上的怪异的语言之树，树干、根须以及连带其上的昆虫、腐殖土都一起被等量齐观。
“喊魂吗？”诗人在野！这是一个“丧家犬的乡愁”（《黄昏记·序》）。雷平阳是有精神出处的诗人，这也是他的写作宏旨或底线，但是这一精神出处的发生和境遇让人感受到的是鲜血淋漓的“惨败性的现实体验”。
在写作中重建“现实感”，承担文字的“真实”是可能的吗？当下的写作者在涉及到现实经验时立刻变得兴奋莫名，但大体忽略了其潜在的危险。雷平阳有着警觉的耳朵和超长的视力，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反复预演一个语言的悲剧和“惨烈的现代性戏剧”，因为这是一个“先行到失败中去的写作者”。
房屋已被点燃，但屋顶上蹲着一个乡野的歌手。由那个被儿子追杀骑在梨树枝上的“父亲”我听到的是一个时代的杀伐之声，那些可见和不可见的“新时代”庞然大物对“旧时代”“旧物”满怀杀戮之心。谁被置放于这个时代的肉案之上？人人身上都有一个时代的印记。既然现实中有人迫不得已接受了死亡，那么文学家也得在文字中预支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