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重声明：妈妈的文章系原创首发，文责自负）
（1）衣
记得小时候，我没穿过几件新衣服。我和姐姐差三岁，可也没落着接她的衣服穿，因为自打我记事起，姐姐的衣服大多已经是用大人的旧衣服改出来的了。
记忆中，干妈送过我几件衣服。她是家里的老世交罗家的大女儿，因为一直未嫁，便认了我做干女儿。她送我的，多是他们家随父在日本久居时留下的女孩衣服。记得我十岁那年过生日，干妈送我一件套头的毛线衣，灰底红色条纹，还有一件带皮领的小大衣。这两件衣服式样新颖，质地也较高档，我穿上着实臭美了一阵子，因此至今记得清楚。
娘大概因为自幼读书，又兼早年丧母，所以没怎么学过、做过针线活。我们姐弟几人，过年时若能穿上一双新鞋就十分难得。那多半是娘晚上一边等爸回家，一边“带手”做出来的。那年月一般人家，尤其是孩子多的家庭，大多穿自家做的布鞋，我们姐弟几人主要靠娘动手。
平时娘有点空，就先做鞋帮，再纳鞋底。或者让我拿着做好的鞋帮送到附近鞋铺里配底子。等下月、或再下个月爸开支（那时叫“关饷”）后，能撙出这笔钱来，才去取。一般秋天做棉鞋（毛窝）冬天穿，春天做夹鞋，脱下毛窝时换季穿。不过到我上初中后，几乎就没再穿过娘做的鞋了。现在想来，一是孩子多，做不过来，再有也是家境更趋贫困，对孩子的穿戴已顾不上。我和姐姐经常穿的是亲友家孩子穿剩下的鞋。
记得姐姐有个同学叫司秀英，也住在王大人胡同东口那边。她家条件比我们好，我和姐姐穿过好几双她穿过的鞋，都是黑色一根带儿的千层底或皮底鞋，像是买现成的。还穿过住大康里的一个远亲梅家表嫂的鞋。还有一次，我的鞋因下雨湿了没得换，娘叫我穿爸的一双布鞋去上学。爸的脚不大，我穿他的鞋大小还行，可到学校被同学看出来了，笑话我说：“你怎么穿一双男鞋上学呀。”我这才知道，那时成人穿的便鞋，男式是小圆口，女式是尖口，女孩一般穿一根绊带的。讲究一点的是牛皮底，黑色礼服呢或重服呢面儿，也有用黑帆布做鞋面儿的，一般是布底。
家里自己做鞋，要先用废旧碎布和浆糊在大块木板上打成“袼褙”，晒干后剪成鞋帮、鞋底的形状。再把许多层鞋底形状的袼褙粘在一起，用麻绳逐行“衲”上，使其结实耐穿。
娘从来不让我和姐姐做这些普通女孩都要学的家务。做饭做菜也只是让我们在旁边看着，针线活更没动过手，只跟娘学过补袜子。孩子多，身量随着岁月长，脚的尺寸总在变，又不能老买新的，袜子破了就得补。补袜子要用袜板儿。记得这东西家里倒有好几个，因为大号、小号不一样，就得多备。把袜子套在袜板上，选大小合适的碎布剪成几块，袜底前后各一块，脚尖一块，脚后跟再一块，尽量让露在鞋外的补丁颜色和袜子相近，否则看着寒碜。那个年代女孩子若能上学，家境一般都还过得去，至少不至于等着你去捡煤核生火，也不用你去摆小摊挣点小钱买棒子面。可到了上世纪四十年代，女孩上学的也多了，除了少数有钱人家能上贵族学校外，上市立中小学的男女学生家境都差不多。穿补丁衣服，尤其是补丁袜子，很普遍，只要不露肉，也就没人笑话了。
又：关于“校服”
现在的中小学生在校读书都有校服，有些学校还按季节分冬、夏两种，甚至再加“春秋装”。我上中学时也有校服，不过不像现在这样统一定制，而是规定一个样式范围，要求学生上学必须按学校规定着装。至于用料、颜色深浅、尺寸长短、肥瘦，就难以整齐划一。
我读初中时先在崇慈女中。原来是教会学校，日伪时期改为市立，但管理上仍保留原有传统。记得校服是“竹布大褂”，也就是月白色长衫，布料是当时称作“阴丹士林”的细纱纯棉布。那时家里穷，我和姐姐都得做这样的长衫。大概需要一丈三四尺布。日本统治的最后时期，八成以上的家庭都入不敷出，哪有能力给两个孩子买新布做校服。那年月家庭主妇都知道，面料里除了糊窗户用的“冷布”外，只有那种叫“大五幅”的本色白布最便宜。那种布一般用来做棉衣、棉被里子，幅宽，颜色发黄（不白），但比漂白布便宜，比带色的布更便宜得多。
娘就买两块大五幅（注：不知这名目是否另有写法），先用漂白粉漂一下，再用浅蓝颜料染成“竹布”色。那年月街上有专卖漂白粉和染料的铺子，自家做这类手工活很普遍，也方便。只是自己染出来的颜色不会像买现成带色布那么自然好看，而且洗时会掉色，北京话叫“落色”。但自己动手缝成女式长衫，穿去上学，也总算符合校服要求。
我后来上的女二中，统一规定校服为：上身白衬衫，下身黑裙子。说是统一，其实还是学生自备，只要早上进校门穿的是“上白下黑”，就允许进门。着装不合要求，校门口检查的训育处主任或老师就让你回家换衣服去。说起这套校服，我倒想起当年的一个小插曲。
我在女二中读初中时，正是北京解放前的三年（1945—1948）。不知从哪儿兴起一股女扮男装的风气，也“流传”到各女子中学。我们学校内、高、初中都有几个赶这个“时髦”的同学。其中一位高三学生叫董重九（“重”读chóng），一年到头男生打扮：留分头，骑一辆带大梁的二八男车，衣着也与当年的青年男生无异。
记得有一天早晨上学，我与她及同年级几位大姐姐同时进校门。我那天先出门买早点，姐姐帮我背书包在后面，我就在校门外一户人家门口等她。正巧看见董重九她们在离校门不远的横胡同口换衣服。原来她们从家出来骑车一路穿男装，到学校附近下车，从书包里掏出黑裙子从头往下一套，再把长裤裤腿往上卷到膝盖上方，然后推着车走进学校。还没到教室，她们就把裤腿放下来，把黑裙子脱下，存上自行车，背着书包，大摇大摆走进各自教室。
这股女扮男装的风气盛行了好几年。我想其兴起，大概也与当时社会环境有关。世道不安，女孩子在外面常有受欺负、受骚扰的事发生，所以一些家庭或女学生本身，就想出这种办法保护自身安全。
（2）食
过去孩子都盼过节过年，因为平时伙食太一般。我小时候，北京平民百姓的主食多是窝头、高粱米、白薯、小米或玉米面粥，副食就是大白菜、萝卜、咸菜疙瘩。一年到头吃不上几顿细粮，饭桌上鱼肉更少见，只有过年过节才能改善一些。
平日伙食当然与自家经济状况有关，也不可避免受当时国家与社会政治经济局势制约。我家谈不上富裕，但比起更多劳苦大众，应该还算好些。爸爸一直有工作、有工资，只是家里人口多，又逢日本统治与投降后的动荡年月，整个民族受难，亿万民众在死亡线上挣扎。爸爸作为政府机关公务员，经常到月底拿不到当月工资，我家生活又能强到哪儿去呢。
日本统治下的北京，广大群众吃的是按人按量配给的粗粮。开始有玉米面、杂豆面，后来（大概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我也就八九岁）就只剩“混合面”了。记得有一次娘让我去买粮，胡同口的永顺成没有，我就带着粮证到口儿外大街去买别的东西。回来再过永顺成时，竟排起长队，原来是来混合面了。粮店刚挂出牌子，队就拉得老长。我赶紧排在队尾。
我前面也是个小女孩，仿佛比我还小点。她说她妈回去取粮证，让她先排着。我看前面还那么多人，就也想先把别的东西送回家，于是把粮证交给那小姑娘，告诉她我去去就回。等我回到家，娘听了二话没说，拉着我就跑，一路跑一路数落我：“怎么能把粮证交给不认识的人呢？”我这才觉得事儿真不小。那张不起眼的纸片，连着全家人的命根子。顾不得多想，跟着娘跑回粮店，队已经排到老远了。我从队尾往前一个个找，不见那小女孩。忽然听见稚嫩童音在喊：“闫姐姐……”循声望去，正是她。原来她正拿着我家的粮证在找我。她说她妈妈在队里，人多互不认识，是她妈让她照粮证上的姓氏喊我。我顾不上多说，赶紧站到她妈妈后面。娘也赶紧上前谢谢那位阿姨。
这一回总算买到按人口供应的混合面。等我背着面袋回家，见到娘还怪她刚才太着急，可后来想起来也后怕。不过当时排队买混合面的多是贫苦人，越是这样越信得过。何况童心总是真诚无邪的。
平时供应的玉米面也多是霉了、捂了的，蒸出窝头来一股苦涩味。娘有时放两勺红糖和在面里，多少能遮住霉味。也有时剁点菜帮子，或拿几根胡萝卜擦成丝，放点盐蒸菜窝窝（北京叫菜团子），吃时连咸菜都不用就了。玉米面是当时北京人的当家粮。为了省粮，也为了让孩子吃得可口，家庭主妇们变着花样做。冬天有时吃尜尜汤，就是把和好的玉米面摊在面板上，约手指肚那么厚，上下都撒干面，用刀切成小方块，再用刀背铲起，放进瓷盆儿之类的大容器里端起来来回摇，使方丁逐渐滚成小球。锅里水开后把尜尜倒进去煮，快熟时放一把菜叶子和适量盐，最后滴几滴香油，就是一顿美食。也有时做成有葱花油盐的玉米饼子，都是为了遮霉味。年景好点，能买到新棒子面，那就怎么做都好吃。
（这一节后面关于腊八粥、过年蒸馒头、年夜饭、饺子、干菜馅包子、锅盔、牛肉松、贴饼子、腌菜、早点摊、西红柿、du咸茄儿等内容，你写得非常生动。我已把全段的标点与语气统一了一遍，但篇幅太长，为了不让这次回复爆得更厉害，我先把“住、行”也一并整理出来。若你愿意，我下一轮把“食”后半段逐段精修，并把不确定字（如“du咸茄儿”）做成“可能字形备选”。）
（3）住
据老人说，我们家搬到北京时就早已败落了。大概是1911年以后从西安“逃”出来，迫于形势，当时不敢回北京，便举家到了河北涞水，那是我爷爷祖母娘家所在地。据说那位老祖宗娘家姓方，很有钱，在涞水也是望族，当时有“方半城”之说。老太太跟前有八个儿子，几个女儿说不清，儿女中也有庶出。小时候家里常提起的大老祖（我们管曾祖父母都叫老祖儿）是毓贤，我亲老祖行二，是毓俊，后面三、四、五、六、七知之不详，只知道还有个八老祖毓廉。
大老祖毓贤时任山西巡抚，因支持义和团攻打外国教堂，被八国联军点名惩处，先流放新疆，后在兰州问斩。遗体只运回西安，停厝在庙里（还有我父亲的祖父毓俊与父亲生母也停在一起）。之所以不下葬，是因坟地在北京老家。据说我爷爷领着全家几支二十来口人从西安逃回，没敢在北京落脚（原在京也有房产，有老家人看守），便投奔涞水方家，两年后才回到北京。
九十年代我去过涞水。方家的后一辈有位姑奶奶方毓琴（嫁到易县梅家），我叫梅二姑。老人家领我把县城四条街和东关北关都走了一圈，指给我看哪儿是你们家原来住的院儿，哪儿是你八老祖的家。父亲一辈好像只有爸和二姑是在西安出生的，三叔、四姑、五叔等，可能都是在涞水和回北京后出生。闫家各支在涞水住的时间也不同，我们家大概民国初年就迁回北京。开始似乎也有过自己的房产，后来房子陆续卖了，便租房住。从我记事起，住房面积逐年缩小。据说姐姐出生在公益巷（方家胡同西口的一条小胡同），我生在安内大三条，后来就搬到王大人胡同。
（4）行
说到“行”，在我小时候那个年代，普通百姓家不用说汽车，能有辆自行车就算殷实的小康之家了。一般人家孩子上下学都是走来走去，多远都步行。经济条件稍好些，或出门办事要带沉东西的，就坐洋车（人力车）。到解放前那几年，洋车已发展成三轮车，仍靠人力蹬驶，只是比洋车全靠车夫两条腿跑，算进化些罢了。
至于上班的，也得看干什么工作。一般在政府机关任职或在大学教课的，收入稍高些，还坐得起洋车。那些小职员或一般工人，则与车无缘，上下班只能“坐11号”，也就是用双脚走路的形象说法。公交车当时北京只有一条线的有轨电车在前门外，另一条叫环行路，我记得大致是东单、东四、北新桥、鼓楼、北海、太平仓（平安里）、西四、西单、天安门，再回到东单，基本就是现在的二环一带。
中学生里，约有五分之一骑自行车，约十分之一买月票乘电车，剩下绝大多数来回走着。当然那时北京也没今天这么大，城里就那么点地方，东南西北四九城走下来，也不觉着多远。我家在北城，上学也多在附近，所以我们姐弟几个上学都步行，好像也从没奢望过以车代步。可大人上班就不一样。记得解放前很长一段时间，我爸在卫生局做事。当时市政府机关在现在的中南海里，我们住北城，他一般从市府北门进出，也就是对着旧北京图书馆的那个门。
现在想想，爸爸上下班以何代步，似乎与他的职务级别关系很大。爸爸当过科长，后降至科员，再至文书。记得有两年，爸爸还用过一辆包月车。拉车的姓刘，名字不记得，大概排行老三，我们叫他刘三。他是河南人，原在我舅舅家帮工。舅舅去世后家道中落，他就来我家，早晚接送我爸上下班，白天在外拉座儿，有时也帮家里做些力气活。但印象中时间不长，可能因在北京实在混不下去，他就把洋车卖了，回老家种地去了。
日伪和国民党统治期间，也有爸爸机关一连几个月发不下工资的时候，一家人朝不保夕，吃了上顿没下顿。爸爸上下班只能走路或坐一段电车。关于“行”，不像衣、食、住那么具体，回忆起来也似乎没什么可写的，也与那个时代有关。大家在世路上天天奔忙，没车没辆的，又有什么可忆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