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光刺破雾霭时，深圳河畔的芦苇丛里还蜷着几个"逃港者"。老张头把全家积蓄——三十二元八角五分纸币用油纸包了，仔细缝在贴身的裤衩夹层里。十岁的女儿小芳裤脚扎着麻绳，怀里揣着半块发硬的玉米饼。边防战士的探照灯扫过来时，老张看见那枪管上凝着的露珠，和对面年轻士兵睫毛上挂着的汗滴一样晶莹。"回去吧"，小战士突然压低声音，枪托在水泥墩上磕出闷响，"听说要搞特区了"——这话让老张想起上月村里大喇叭喊的"改革开放"，当时只觉得是干部们又念新文件。
三个月后，罗湖口岸的铁丝网当真拆了二十米。最先越过界河的是港商锃亮的鳄鱼皮鞋，鞋底沾着对岸的泥。接着是贴满"小心轻放"标签的集装箱，海关老吴盯着货单上"来料加工"四个铅字直发愣。他当了二十年稽查，见过最值钱的走私货是金华火腿，如今却要检查这些轰隆作响的资本主义机器。最令他惊诧的是那个戴金丝眼镜的香港老板，竟用带着碴子味的山东话跟他拉家常："同志，俺爷爷也是胶东人哩"。
上海弄堂深处，王师傅的"红帮裁缝"招牌旁新挂了块三合板，上面用红漆刷着"西装定制"四个大字。邻居们发现他不再用灰布包头，花白鬓角抹上了蜂花牌发蜡。最惊人的是铺子里那台日本胜家缝纫机——黑漆机身能照见人影，金色商标像个小太阳。居委会马主任背着手看了半天，终于憋出一句："老王啊，你这算不算...那个...资本主义尾巴？"话音未落，王师傅在深圳倒腾电子表的大儿子邮回来一张照片，背景里"时间就是金钱"的标语牌亮得刺眼。
北京百货大楼的柜台前，队伍从三楼一直排到院门外。穿呢子大衣的妇女们攥着刚发行的第四套百元大钞，纸币上的四位领导人头像还带着油墨香。售货员小周在"永久13型"自行车的价签上偷偷加了个零，第二天就辞职去了广州。三个月后他穿着喇叭裤回来，拖着的行李箱里塞满印着"苹果牌"的牛仔裤，标签却分明是石井镇的作坊货。
苏州河边的灶披间里，老李头把煤球炉换成了印着"东海"字样的液化气罐。蓝边碗变成了雪白的泡沫饭盒，竹筷子也套上了印着"消毒"的薄塑料袋。最常来的食客竟是隔壁纺织厂的徐书记，他总是一边吸溜着荠菜馄饨一边嘀咕："比食堂强多了，就是..."话到嘴边又咽回去，眼睛瞟着墙上新贴的营业执照——那上面"个体经营"四个字盖着鲜红的工商局大印。
温州朔门街的作坊群落更是个奇观。前屋的冲床"咣当咣当"生产纽扣，后屋的女工们用镊子组装防风打火机，阁楼上几个小年轻正在仿制香港明星戴的蛤蟆镜。工商所的人来查时，主人家从床底下拖出满盆的梭子蟹，酒过三巡竟谈成了"联营"。戴着红袖章的市管员醉醺醺地拍桌子："你们这些...这些...都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嘛！"
暮色中的浦东还飘着芦苇花，但测量队的红旗已经插到了陆家嘴的滩涂上。老渔民陈阿大看着图纸上那些方格子直摇头："造这么高的楼，怕是连龙王爷都要搬场咯。"他的小孙子却指着对岸的国际饭店，脆生生地背起课文："东方风来满眼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