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尔·波兹曼是美国著名的媒体文化研究者，开创了媒体生态学的研究领域，他的《娱乐至死》便是这一领域的代表作品。但此前我一直不知道，虽然研究领域更偏向传媒学与社会学，但波兹曼还是一名教育博士，并且一直保持着对教育以及儿童的独特关注，直到我在常生龙老师的《读书是教师最好的修行》一书中读到了他为波兹曼的《童年的消逝》一书所写的读后感《别让童年在信息时代消逝》[1]。因此我找来了这本书，并在这里谈谈我对这本书以及常生龙老师的读后感的想法。

在《童年的消逝》中，波兹曼提到了一个看来有些违背常识的观点：“童年”这一概念并不是在历史上一直存在的，而是从十六世纪开始逐渐被发明出来的。其实这一观点最早并不是由波兹曼提出的，而是由法国历史学家菲利普·阿利埃斯在《儿童的世纪》中首次提出的。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对这一观点的贡献在于指出了印刷术以及阅读对“童年”这一概念的诞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波兹曼认为，正是由于印刷术的传入使得阅读成为社会中划分人的能力的重要标志，人们变得需要经过长期的训练才能适应社会的现实需要，于是才会有普及的学校教育的产生。儿童在这一过程中处于一种与拥有阅读能力的成年人相分离的状态，于是被赋予了现代儿童概念的种种特征，“童年”于是被人为地制造出来了。

在这一过程中，真正发生决定性变化的事实上使信息的传递过程发生了改变。中世纪时期的文化主要建立在口语交流的基础上，儿童在学会讲话之后自然就拥有了这种能力，也就是说只要学会了说话就有了接触一切社会信息的“许可证”。但是随着印刷术使得文字成为社会信息的主要交流与保存渠道，儿童需要经过学校的训练掌握了阅读的能力后才能接触到一切被认为只有成人才能接触的信息，因此是否拥有阅读能力成为成年的标志。正是从这一考察出发，波兹曼进而提出，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变革，信息再次变得易于获取了，尤其是在电视这一全新的传播媒介出现后——因为电视主要是一种图像的信息媒介，而从图像与文字很重要的不同点就在于：从中提取信息不需要经过长期的训练。于是，社会出现了一些“倒退”的现象，儿童与成人之间的差别逐渐消失，原本人们刻意设置的信息障碍被技术进步解除了，出现了一种儿童与成人的同质化的现象——这就是所谓“童年的消逝”。

正如在再版的序言中波兹曼提到的那样，这本出版于1982年的书在今天看来有着一些“实际证明却是错误的断言”[2]，例如作者曾经寄希望于电脑成为一种足以保持童年存在的需要的技术[3]，但现在看来作者认为使用电脑必须学会编程语言的看法早就过时了。图标式的处理界面已经使得电脑的操作变成了一种傻瓜式的操作，正如同电视使得信息的传播超越了文字的限制一样。于是，作者的具体看法虽然发生了偏差，但是社会的总体发展趋势却完全符合他的预判。事实上，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信息的获取变的比任何时候都容易，因为网络本身就像电视一样都是“完美无缺的平等主义的传播媒介”[4]，甚至是比电视更公平、更开放的信息传播的平台，因为电视上所播放过的信息依旧是经过人们有意或无意的筛选的，而网络上的信息则是自在的，只等待着有兴趣的接受者自己去进行发掘。在这样一个平台上，真正实现了“没有什么是神秘的，没有什么是令人敬畏的，没有什么是不能在大庭广众下展示的。”[5]

可以说，网络技术使们真正进入了一个“无限信息”的时代。这个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信息对所有人的公平，也没有谁能够真正实现对信息的控制，完全颠覆了过去由成人掌握信息的控制权的现象。以我国为例，在我国庞大的网民队伍中，30岁以下的中青年网民始终保持了一半以上的比例，而18岁以下的网民比重更是“从最初的2%左右发展到目前的超过网民总量的20%，其比重增加了十余倍。”[6]这使得如今的年轻人接触或者制造信息的能力是他们的父母望尘莫及的——这在众多网络群体性事件以及新兴的自媒体平台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我和常生龙老师一样，都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这样一个时代下，在这样一种技术条件下，教育应该何去何从？

我认为，最需要尽快厘清的，同时也是最迫切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究竟应该如何定义学生和教师之间的关系。

正如常生龙老师指出的：“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增进人们的记忆。在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一个简单的存储器就可以实现这些功能。”[7]传统师生关系中的教师是知识的传递者，是作为信息接收者的学生的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信息来源，但是信息技术已经打破了教师对知识的这种“垄断”。今天的课堂上经常会发生的一种情况就是教师在讲授知识时有一部分学生表现出不感兴趣，因为他们早就通过网络接触过这部分知识了，甚至有些学生会提出一些超出教师自身知识储备范围的问题，因为他们对这部分信息的获取已经超过了教师（这种情况在文科学科中可能更为普遍）。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还是要把学生继续看作是知识被动的接受者吗？教师的工作还只是“传授知识”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即使我们想要保持这种状况也是无济于事的。在课堂教学中构建起一种新型的师生关系已经成为许多教学研究者关注的问题，如今的教学改革已经明确的提出了“把教师做学教学活动的引领者，促进者，把学生看作学习活动不可替代的主体”[8]，也就是“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教学理念——这一绝不局限在教育学家门的口头空谈上，而已经进入到各学科的教育实践中，例如在历史学科教学领域就提出了“学生活动为主导，教师为学生活动提供策略支持。”“教师为学生提供脚手架，学生通过学习活动资助构建。”[9]这在笔者看来，既是对过去以教师、教材为中心的教学观念的一种反思，也是对教师已经无法控制学生信息来源的现状下一种妥协。但是，新观念的出现必然会带来更多的问题需要我们去思考：首先，是如何在学习新技术的同时应对新技术带来的教学技术变革。

微课、慕课、翻转课堂、可汗大学……这些新名词在最近一两年内突然出现，然后迅速吸引了几乎所有关注教育改革的人的目光。正如前面提到过的，由于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学生可能在网上事先就接触过在课上所需要学习的知识。有些教师敏锐地意识到这种情况，并将之视为课堂教学变革的重要推动力，而非阻碍：传统的先教后学为什么不能在新技术的辅助下变成先学后教，甚至是学—教—学，教—学—学等多种组合形式呢？应该肯定，新技术的出现使得课堂教学的不再局限于“教室”这个限定的空间，而是走向了近乎无限的“网络”，教学的可能性也被极大地开发了。但是如何应用好这些技术，使得这些网络上的教学资源能够被学生有效的利用？教师在这样全新的教学体系中究竟应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这样的一些教学模式究竟效果如何？这些问题还需要时间来进行证明。

其次，随着学生所接触到的信息越来越多，这同时也意味着学生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在网上寻找自己喜欢的方面的学习的资料，学生作为学习者在教学过程中的拥有了更大的自主权。这体现在越来越多的学生在初高中阶段就开始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和一技之长，就笔者自己的教学经历而言，有些学生在艺术、文学上的成果是远超其他学生，甚至是大部分成年人的。可是现行的教育评价体系却依旧使用着旧式的、限定极大的评价方法，无论是考察的内容还是考查的形式，学生的综合素质水平无法再这样一种评价体系中得到充分的展现。那么，是否应该给与学生更大的自由，在更高的高度和更广的层面对学生进行评价？

这一问题在逐步开展的高考改革中已经有所回应。以上海地区为例，在本次高考改革中就提出了“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概念，希望将学生的社会实践、研究成果与考试成绩放在同等重要的水平上来考查学生的综合能力。这相对此前人们所说的高考“一考定终生”可谓是前进了一大步。但是从总体的考查范围来看，依旧有着一定的限定范围，而且更重视学生总体综合、平均的发展，并没有给学生一个能够展示自己某方面“一技之长”的舞台，似乎忽视了“‘全面发展’的‘全面’只具有相对含义，并不具有绝对的内涵”[10]这一点。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是进一步扩大考察的范围，还是保持现有的范围，而将学生“额外”的发展交给学生自己来负责并对此不置可否呢？虽然这并不是处在教学一线的我们能决定的，但是，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与学生一些完善自我发展的帮助或许是能做到的。

最后，也是可能对教师职业本身影响最大的问题在于：既然教师只是学习的支持者，只是提供信息的一个重要的而非唯一的来源，那么教师这一职业在道德伦理上的“神圣性”是否会受到影响？

如果依照波兹曼的理论，那么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在论述童年是如何被制造的过程中，波兹曼提到一点：正是由于印刷技术造成的信息隔绝迫使儿童进入学校进行学习，而正是这样一个过程使得“起先只是必须学会阅读的一类人，结果却成为被认为在多方面都很独特的一类人。”[11]成人开始对教授给儿童的信息加以诸多限制和规范，结果是“现代童年的范例也是现代成人的范例。当我们谈论我们希望孩子成为什么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说我们自己是什么。”[12]

我们可以进一步将这一论断引申为：“由于在学校教育中孩子直接面对的教育者是教师，因此现代儿童的范例也就是现代教师的范例，当我们讨论希望学生成为什么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说我们希望老师自己是什么。”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现代社会对教师这一职业有着如此特别的伦理要求。

但是随着获取信息的鸿沟被打破，童年与成年之间的区别逐渐淡化，随之而来的不仅仅是童年的消逝，“一定形式的成年也不可避免的随之消逝。”[13]教师在这一过程中显然也会逐渐丧失自己道德伦理上的权威性，因为消失的其实不仅仅是教师的道德楷模作用，而是整个社会文化对道德伦理的模糊化。这种现象在课堂教学中也是可以被观察到的：学生的学习纪律问题日益突出，教师行业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的爆出一些丑闻等。虽然这些都可能是个例，但是总体的趋势的确让人担忧。那么，在这样一种环境下，教师自身以及社会对教师的道德定位是否应该发生变化？我们应该固守自己的“师道尊严”，还是适应技术潮流的变革，承认教师只是一种传授知识的职业，并不需要、也不应该被附加过多的道德责任？更严重一些，如果承认菲利普·阿利埃斯“最早主张儿童现代观念和主张现代学校制度的是相同的人”[14]这一发现的话，那么随着童年在信息社会中的逐渐消逝，是否也会导致学校教育甚至整个现代学校制度的变革乃至瓦解？波兹曼在面对“我们能为童年的消逝做些什么？”这一问题便陷入了一种悲观或是茫然的状态，不知道问题的答案。

但在这一方面，笔者的回答与波兹曼不同，也更欣赏常生龙老师的态度。正如笔者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到的，虽然技术在进步，但是教育的核心价值或许从孔子的时代以来就从未发生过改变，其中最核心、最重要的，就是“传承文明”。尤其是在这个知识的传播很大程度上可以由网络代劳的时代，传承文明，让学生学会做人可能会成为学校教育最重要的价值，因此，学校教育可能不但没有变得不再重要，反而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要来得更重要。常生龙老师也认为“道德重建，重塑人们的价值观，是当今社会的一个重要课题。”[15]这个过程需要专业的媒体记者恪守职业操守，需要每个置身其中的人都做好表率，但是作为与学生接触最多的专业人士，教师毫无疑问是“第一道防线”，负有最重要的责任。

总之，信息技术革命改变了我们的社会，抹去了童年和成年之间的差别，那么对于负有将儿童教育成人这一责任的学校而言，这场革命显然意味着太多的问题值得去讨论。仅就课堂教学与学校教育而言，教育技术、教育方式、教育范围和教师伦理都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作为与互联网一同成长的一代人，我们有责任去思考这样一场变革与教育之间的关系。虽然波兹曼在学校教育对社会的影响这一问题上持消极的态度，认为“学校能够有力的反映社会趋势，却不大能够引导社会趋势。至于在反对社会趋势方面，学校几近无能为力。”[16]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便能够放弃思考，放弃努力。正如迈克尔·W·阿普尔在《教育能够改变社会吗？》一书中总结的那样，即使是那些教育成功影响社会的例子中也“没有那一项是‘自然而然’就能取得成功的。所有这些成果都需要各方人士数年的戮力付出。”[17]

教育改革终究是要付诸实践的，而身为一线教师的我们在其中何去何从，或许每个人都要做出自己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