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天前，乔老师去济南看望孙继南先生，我也专程从北京到济南，去看一眼自己私淑的孙先生。

先生今年89岁，住院已有一段时间。此前，我在学习中国音乐史时，用的就是先生主编的《中国音乐通史简编》，后来我在工作之后，教学生用的还是先生主编的《中国音乐通史简编》。此前，我与先生从未谋面，当晚是第一次见面。

因先生身体虚弱，在病房大约呆了二十多分钟，就辞别了——我知道，这是第一次见面，也可能是最后一次见面。在这二十几分钟里，先生似乎是若有所思地自言自语，也似乎是直接对乔老师评价：你们这一届（78级音乐专业硕士）作为一个群体，为中国音乐史书写了浓重的一笔。先生身体不允许我们多聊，导师问了一个问题：

“1960年民族音乐概论编写，您参加了吗？”

先生似乎没听明白说的哪件事，最后只是说“记不得了”。

二十几分钟，想要深入谈话是不可能的，但就这二十几分钟，让我想到了很多：

当我看到当以学生自居的乔老师与先生之间，在生命中如此珍贵的时间里，还在谈问各自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我确实感受到了什么叫“学术生命”——为一个问题长久思索，无止境地探寻真实，从而走过自己的所有生命历程。

每个人都会死的，但我们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责任。先生这一代已经完成了他们的使命，乔老师这一代，有许多人已经不再是“学人”，而就是“普通老头”，乔老师这多年来，其实在用永不停歇的努力与研究，扩大了自己的生命空间，延长了自己的生命历程。

前段时间，复旦几位师长在微信群里向我们这一代人发问：

“你们拿什么打败我们？如果你们拿不出成绩，只能是我们永远在前面顶着。”

是啊，先生这一代已经“完成”，目前再观乔老师以及我这一代，我能拿出什么产品？我能在乔老师这一代的努力之后，还能向前能迈进多少？

当周围都是生龙活虎的同代之时，容易产生你上我下的竞争之感，但当我们把眼光向后、向前拉开、推远看时，“一代有一代之学术”就非常重要，就应该有舍我其谁的勇气和坚韧。

愿先生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