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
如今少年犹在，却不见那层楼，也再无新词可说。
——题记
二零一八年三月十六日，父亲在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上画了押。容不得告别，来不及探亲，抢不出一件遗物，记忆的层楼轰然倒塌。那个叫做“家”的地方，被连根拔起，在挖掘机的股掌之间抖擞几番，又重重的摔在地上，那一堆依稀写着“拆”“量”的瓦砾，即是“故乡”。
“儿子啊，咱们的老房子拆迁了，你结婚用的彩礼钱攒出来了”。母亲把手机镜头对准那一串数字，把那一纸协议举过头顶朝我挥了挥，像是了结一大桩心事。
的确，“拆迁”这场拉锯战打了太久。二零零一年，祖父去世，街道办放出片区改造的消息，父亲单位的家属房交付使用。我们家族似乎急需逃出丧亲的阴霾，于是，借着拆迁的“东风”，不消三月，携家带口，裹衣挟领，搬去了城东的新房，与那片伤心地一城之隔。那之后，“拆迁”的消息断断续续，母亲每年都要来来回回跑几趟，生怕儿子的“老婆本”不翼而飞。到今天，政策终于落地，母亲可以长舒一口气了。
镜头转向父亲，父亲把脸扭向一边，眼神一直在闪躲。“哦那个今天签协议的时候遇到你巧姨，你小时候她经常给你买雪糕吃”，虽然吃人家的嘴短，说实话我真的记不清了，“是不是那个裁缝阿姨啊”我只好硬着头皮猜了，我也知道骗不过父亲，从父亲的神情中我看出了一丝失望。
彼时我心智未开，记忆深刻的事如繁星之月，留在我脑中的只有和童年玩伴玩耍以及祖父出殡时的情形了，日后也成为我思恋故乡的根本。我恨，恨我少不更事，祖父生平我知之甚少，来不及促膝长谈便阴阳两隔；我恨，恨一纸拆迁便拆散了玩伴情谊，童年的见证者作鸟兽散。那一角院落就是我最大的情感寄托，我常常穿过整座城市，对着那斑驳的铁门和一墙爬山虎的残肢，试图挖掘脑海里关于这个家的更多细节，结果常常是无能为力跪倒在青苔上痛哭不已。
这片土地见证了父亲的童年、青年、结婚生子，自然包含了他的生命年轮和光阴故事，一井一石一树，都是父亲感情的视觉凭证和岁月依据。我和父亲曾攀过同一座墙头，父亲纵身一跃，在油菜地里打个趔趄，拍掉身上的泥巴，完全不用担心大人们的呵责；二十年后，我面对的是冰硬的水泥地，无从下脚，只得原路返回。我同样深爱着这一方水土，但父亲心中的那份遗憾我无法感同身受。
每个故乡都在消逝。无论她是作为一个地点被从地图上抹去，还是被压缩成了一沓沓厚厚的钞票，我想，她都重重实实地不复存在了。在这场叫做“现代化改造”的人工手术中，无数顶屋脊被拦腰斩断，接着在它们的血肉之上培育出一纵纵通天怪物，从此再无炊烟袅袅人面桃花，再无旧时堂前燕归来。
多年后，我该怎样向子女交代我们的发源地，没有物证，没有门牌号，翻遍地址黄页也只有“山东电讯第十厂家属院”，真实地像个谎言。好在有经纬度帮我们标记的一清二楚，你们拿着坐标就可以轻松抵达。
如果你们恰好路过东经115°27′，北纬35°15′，请代我献上一吻；如果你们恰好遇到一个挽着裤腿的撑伞老人，请代我接过那把伞，我亏欠他们良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