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于艺
顾文豪
刊于2010年4月3日《新京报》

在云南丽江古城，离四方街不远的木府前，立着一座石牌坊，上有四个大字“天雨流芳”，照着汉字的字面意思是说天降甘霖，润泽万物，但按这四字的纳西语发音，意思却是“去看书”。据说当年治理此地的土司，为了鞭策纳西子弟倾心向学而特为设立的。我非常惊讶这四字在两种语言中的神意勾连——看书不正是每个人生命中的天降甘霖吗！而如今这四字被用作李霖灿先生《中国艺术二十二讲》的题名，也委实贴切。

艺术与人是有缘的。李霖灿早年毕业于国立杭州艺专，后家国烽火，误打误撞地随艺专南迁云南，在这里遇见了沈从文、董作宾等人，于是半是趣尚半是缘分，年轻的他布衣芒鞋地深入纳西古城，传奇般地开始了探索纳西文化的生涯。他晚年常对人讲，这辈子只做了两件事，一是玉龙看雪，二是故宫看画。前者使他成为研究纳西古文化的一代巨擘，被誉为“么些先生”；后者则说的是他自1941年起即一直在故宫工作，历时四十三年，荣休后亦孜孜矻矻潜心中国古典艺术的讲授研究。

中国古代艺术不论有多么繁华光灿的历史，目下不得不承认的窘境是，它已然退出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不再作为一种人人可得而致之的生活方式具体存在。问题是，一种艺术样式若只能在博物馆被瞻仰观赏，却无法径直走入寻常生活，那人们或可从“理”的层面对其有精深的了解，但无法自“情”的那端生发出朴质绵绵的情意，终究难与古代艺术成为执手问好的朋辈之交。这种窘境其实也是当下艺术书籍的困境，注重知识少了见识，注重技巧少了思想，注重大言解说少了婉曲分析，读不到艺术本身的美感与情意。难怪好多热爱艺术的青年，翻阅了一两本艺术书之后，忽然被弄得倒尽胃口，以为艺术都是那样的无趣老套。真是既诬蔑了古人，也误尽了后生！

《天雨流芳》这书打头就想着“送给大家一副艺术眼镜，使大家都能看到艺术之美”，因为作者始终信奉“艺术是文化之宝，欣赏乃启门之钥”，多多了解艺术、欣赏艺术，疲累的人生也会随之充实而有光辉。初衷如此，故本书收录的二十二篇文章就好像是观赏中国古代艺术的二十二面显微镜，带领读者触知古人的艺术肌理；又像二十二篇读书报告，读者拾级而上，似乎短短时间即心眼大开。

就中第一讲款款论议“从容与忙迫”，最合我意。在老先生看来，现代生活好比是篮球中的“紧迫盯人”，人人皆有做不完的事、敷衍不完的应酬，看似是外事搅扰人心，其实还是人自己内心的不安。但所谓“忙”即是“心之亡”，谋稻谋粱自是生活必需，但若仅止于此，即便天天锦衣玉食也不懂“生活”，只是“生存”。而欣赏艺术先得要有份“闲”之心，闲不是无所事事，那是怠惰而已，闲是无所挂怀，不论是顺逆、阴晴、悲喜、缓急，人都能以寻常心对待，才谈得上闲适从容，也才能有欣赏古代艺术的入门证。作者举齐白石的“三余图“为例，画面上是三尾悠闲自若的小鱼，鱼余同音，齐白石自题云“画者工之余，诗者睡之余，寿者劫之余”。木匠做工之余写画几笔丹青，睡醒之后突来诗兴吟几句佳句，兵荒马乱之余竟能独享高寿，这些原本似乎不可得不必得的福分，如今一一实现，人生如此真可谓惬意了。同时，作者积学多年，点出这“三余”其实渊源有自，脱胎于古人“夜者日之余”——晚上岂不是白昼的多余；“雨者晴之余”——下雨天不能耕田反倒正可用来读书；“闰者岁之余”——一年中竟能多出自在闲散的几天实在赚了便宜。其实古人也有烦恼忙碌的，但你看古人多会寻开心，多看得开啊！这么一比，现代人的忙忙碌碌好像一点意思也没有，为老板忙，为爱人忙，为种种身外之物忙，就是不知为自己忙一忙。

“忙迫也不过是一时间的流行感冒”，从这个角度来看，全书其后的二十一讲毋宁是作者开出的疗疾药方——中国艺术中的幽默感是要现代人舒展绷紧的脸容，对人对事多多会心一笑；从古人的骏马图牵扯出中国人祸福相依的幸福观真是别有心解；对花鸟画的细致解读又好比让人明白“好鸟枝头亦朋友”，人间佳境端看你有心无心的寻常道理；从墨竹图的枝节勾连起人生需“先俯后仰”百折不挠的哲理，读来不觉有一丝头巾气；最有意思的是古时瓷枕，形状可爱，人物憨态可掬，不论是婴儿手托莲花、喜鹊上枝头，还是祈祷早生贵子的伏熊兆男枕，都可见出古人心思玲珑，但作者仍苦口婆心提醒被这些瓷枕迷住的我们，不要忘记古人以梦寐之道写生死之情的用心，因为人生不过就是一回黄粱一梦罢了。

艺术，其实是一种拯救，在人生众多的挫折阻碍与生命不断上演的悲喜剧情中，艺术，催人奋进，教人反省，逼人悲悯，也让人对未来有喜悦的期待。其实当年颠沛流离的孔子“游于艺”一句早就看出艺术与人生互为依存的关系，不过他最想要人明白并且践行的是，不论生活多蹇迫，只要你亲近艺术，艺术就能让你的生命游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