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选择了井冈山

10月3日，革命军离开三湾村，当天到达宁冈县城。这里曾经是县城所在地，这时已经人口稀少，显得十分荒凉。

毛泽东在这里主持召开了两天的前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前来联络的宁冈县委（当时称区委）书记龙清超和袁文才部的文书陈嘉平（他原是武昌中央农民讲习所的学员）。

毛泽东说，现在我们人手少了，但很精干，所以大有希望。会议研究的重点是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落脚点和开展游击战争问题，认为在井冈山落脚是最理想的场所，对原来在井冈山的袁文才、王佐这两支武装力量要从政治上、军事上进行团结和改造，并且尽快在茅坪建立后方留守处和部队医院。下一步，要在井冈山地区实行“枪杆子”与“民众运动”的结合，开创新的局面。

工农革命之所以引兵井冈山，主要原因在于形势所迫，革命军已经退无可退，根本原因则在于毛泽东的“上山”思想指导。

毛泽东的“上山”思想由来已久。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力量还十分弱小，要在全国的中心城市同强大的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抗衡，显然是不明智和不现实的。无数的中国共产党人都在思考这个问题，试图找到一条新的出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熟悉了解中国历史，认为中国哪个朝代都没有彻底消灭掉“山大王”，从而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了“上山”主张。

1927年6月，毛泽东在武汉召集“马日事变”中从湖南跑出来的同志们开会，号召大家回到原来的岗位上去，“在山的上山，靠湖的下湖，拿起枪杆子保卫革命。”这是上山思想有明确记载的第一次。

1927年7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更加明确地提出了“上山”思想，认为“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并且认为，“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

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的“上山”思想再一次深化，提出了“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把“上山”思想与夺取政权联系起来。

8月9日，由瞿秋白主持，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召开第一次会议，毛泽东在发言中提出，“纵然失败也不应去广东而应上山。”

在秋收起义的准备过程中，毛泽东曾经考虑过起义失败后的退路问题：起义如果成功最好，如果失败就要上山和绿林交朋友，搞武装割据。

关于上山割据的思想，毛泽东曾经形象地向其他同志打过比方：“革命要有根据地，就好象人要有屁股一样。因为一个人假若没有屁股，便不能坐下来，要老是走着，老是站着，定然不会持久的。革命有了根据地，才能够有地方休整，恢复气力，再继续战斗，扩大发展，走向胜利。”

历史上的黄巢和李自成起义之所以失败，就因为他们实行的一直是流寇主义，缺乏巩固的根据地。

中国革命正是依靠着毛泽东这个革命的“山大王”，才一步步走向胜利，直至建立了新中国。

另一个方面，井冈山具备了武装割据的客观条件。

湘赣边界地理环境优越，特产丰富，具备部队长期战斗生存的条件。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位于江西省和湖南省边陲的罗霄山脉中段，属于一个国民党两省势力都很弱小的“两不管”地带，主要包括江西西部的宁冈、永新、莲花、遂川和湖南的茶陵、酃县六个县，面积7200平方公里，人口50多万，号称“八百里井冈”，地势险要，易守难攻。

这里具备坚实的革命基础。湘赣边界尽管十分闭塞，但革命的洪流同样洗礼了这一地区，边界产生了共产党的组织和群众运动，有良好的革命基础。大革命时期，边界走出了一大批在南昌、吉安、长沙、北京等地求学进步的青年学生，如永新县的欧阳洛、王怀、刘真、刘作述；宁冈的龙清超、刘辉霄、刘克犹；莲花的朱亦岳、朱绳武、陈竞进；遂川的陈正人；酃县的刘寅生、何国安、周里；茶陵的杨孔万、李炳荣、谭民觉等人。他们先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党团组织，积极传播马列主义。边界六县早期建立了农民武装，有970支枪支，先后推翻了反动政权的统治，宁冈、永新、莲花还建立了县级革命政权，持续掌握三县政权一年之久。

“马日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群众进行了血腥镇压，一时血雨腥风，哀鸿遍野，边界党组织遭到破坏，农会被解散，枪支被夺走。边界人民没有屈服，他们拿起武装，转入地下，但仍然坚持斗争。其中，保存了宁冈袁文才、遂川王佐各60条枪。

1927年7月，永新、莲花、遂川等县举行武装暴动，先后救出了被捕的农会干部和革命群众。在王兴亚、袁文才、王佐等人率领下，于7月20日攻克了永新县城，救出了被关押的贺敏学、胡波等80多名党员干部。随后组织了赣西农民自卫军，王兴亚任总指挥，袁文才和王佐任副总指挥。

因为遭遇强敌进攻，农民自卫军主动撤退，王兴亚指挥一部进入安福、萍乡，后来参加了秋收起义。袁文才和王佐指挥一部退入井冈山茅坪一带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