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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在大多数民主国家一样，在英国，人们和政党之间的关系很复杂，它们彼此双向影响。政党突出某种被称为政党形象（ image）的东西，也就是人们对政党的政策、领导人和意识形态的看法。
在英国，无论是政党形象还是政党认同都相当地清晰：大多数英国人知道主要的政党代表什么，并且大多数英国人都认同于某个政党。然而，情况不是永远不变的，因为政党常常改变它们突出的形象，而有些选民会丧失政党认同，并改变他们的投票行为。
政治学家们习惯于把英国的全国性政党保守党或工党描述为几乎是全能的政党，能够命令地方党组织提名某人参选议会。实际上，在各党的伦敦总部和地方选区（ constituency ）之间存在一种讨价还价的关系。地方的政党可能推荐一名他们希望参加竞选的、前途光明的当地人，并要求工党或保守党在伦敦的中央办公室（ central office ）批准。然而，更为常见的情况是，中央办公室建议让来自其他地方的前途光明者到地方的政党那里去，地方的政党可能接受，也有可能不接受这些人。在英国，在选择候选人的时候，全国和地方两方面都可提出候选人，双方都拥有否决权。美国的制度纯粹是地方性的；在本质上，国会的候选人提名自己
作为一个对其实用主义引以为豪的无组织的政党，长期以来，人们认为保守党内部没有意识形态争议或不同的派系观点。这并不完全正确，因为保守党是由两种明显的思潮组成的。我们可以把这两种思潮称为传统倾向和撒切尔倾向。
民意调查不时暗示自由民主党可能成为英国的第二大政党。在一些选区，它已经是第二大政党了。对两大政党普遍的幻灭感使自由民主党在 2005 年的大选中有所进步，因为他们是唯一反对伊拉克战争的人。自由民主党，与之前的自由党一样，过去是工党和保守党之间的一个中间政党，但是，现在工党已经占据了中间位置，自由民主党常常站在工党左边的位置上。
托尼 · 布莱尔同工会较量，让工党删去了自 1918 年就是党章一部分的第四条。该条要求“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换句话就是社会主义。由于布莱尔在 1996 年发表的非常温和的宣言，工党——现在被称为“新工党”——开始看上去很像美国的民主党。尽管工会和左翼好战分子讨厌布莱尔，但是，工党成员数量和选举支持率一路攀升，直到它连续赢得 1997 年、 2001 年和 2005 年的三次大选。
主要的战场是下议院。英国的议员很少被党派合作精神所鼓舞。反对党的义务就是反对，他们通过非难政府做的每一件事情进行反对，从不胜任工作和腐败到性丑闻。反对的重要武器是使对方窘迫，使一名内阁大臣看上去像一个傻瓜。
英国的内阁大臣都是通才而不是专才，更多的是出于政治原因而不是任何特殊的管理才被选择担任大臣职务。那么，由谁来管理各个部门呢？英国每个部的名义领导是大臣；他（她）在内阁讨论中代表自己的部门，并在下议院中为自己的部门辩护。但是，管理各部的不是大臣，而是公务员。
常务次官挣得比大臣多，在有些情况下，他们的薪资几乎是大臣的两倍。大臣们发现，几乎不可能解雇或者调动常务次官。常务次官在退休或者到待遇更好的私人企业去的时候，拥有决定由谁来替代自己的权力；他们倾向于是自我筛选的精英。常务次官总是扮演卑微的、服从的公务员角色，但是，有些大臣想知道谁才是真正的老板。
这就给予公务员权力。他们不是业余者而是熟悉他们所在部的人事、问题、利益和预算的官员。知识就是权力，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高级公务员悄然行使着权力。在常务次官或他们的助手从来没有——嗯，几乎没有——走到公众面前表明自己的观点的同时，公务员们向他们名义上的老板即大臣们呈交某种思想、项目、法案和预算，表明他们的观点。大臣在理论上控制着他们，但是，在实际中，大臣确实对自己的部知之不多。相反，大臣要依靠公务员。因此，尽管大部分法案和预算提案要经过内阁，但是，它们并不是源自于内阁。常任公务员工作的本质是治理。
没有一个国家能对其官僚机构施加完美的控制，政党和选举只是这么做的尝试而已。
工会的主要努力依然集中在工党身上。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部分在于工会希望的东西与商业集团想要的东西在本质上是相反的。工会希望出台适用于数百万人的有关就业、工资、福利等领域的总政策。企业通常希望出台适用于一些企业的特定而狭隘的有关税收、补贴、管制等的官方决定。因此，工会倾向于在政党政策这个更加公开的环境中战斗，而商业集团则更希望是悄悄地请一名政府官员共进午餐。
没有生产，就没有美味的甜食。生产就是使什么成形。生产率就是使之成形的效率有多高。你可能生产很多，但是生产率很低，苏联存在的这个问题使共产主义政权解体。在主要的经济体中，英国的生产率有点低。在 2005 年每小时工作生产的国内生产总值中，与英国相比，法国要高出 20% ，美国要高出 18% ，德国要高出 3% ，不过，加拿大要低 6% ，日本要低 17% 。
布莱尔计划的主要内容不是英国的经济，而是英国的制度。他进行大胆的宪政改革，使英国的政治制度实现现代化。英国的政治制度在数个世纪中几乎没有任何变化。他的一部分计划已经成为法律，而另外一些仍然在由布朗政府讨论。布莱尔将作为英国的现代化者而名垂千古。
在历史上，英国只有过小规模的军队，而法国拥有规模庞大的军队。这有助于解释法国绝对主义兴起的原因。法国的国王们有军队可以依靠。
朕即国家”（ L'éetat, c' est moi ）是人们经常引用路易十四的一句话。在路易十四于 1661 年继位之时，法国的绝对主义已经成形，而路易十四将其推向了顶点。路易十四的徽章是一轮太阳，世间万物都围绕着它。这位太阳王加强了其政府的集权化与官僚化，旨在扩张他自身以及他所统治的法国的力量。
法国人不喜欢现实事物，因为它们不能构建起逻辑体系，这一点使得他们近乎走向激进主义。
法国的政治思想家倾向于要求一种大规模、大范围的变革；英国的思想家更愿意慢慢的、谨慎的变革，以保存整个体系。法国思想家从骨子里就厌恶他们的政府；英国思想家却不然。
由于对面包价格上涨感到愤怒，巴黎人民于 1789 年 7 月 14 日攻打了巴士底狱（ Bastille ）。巴士底狱日成为了法国的国庆日。当听到巴士底狱被攻陷的消息时，法王惊呼“这是一场叛乱”（ "C' est une révolte" ），意指某个能够被镇压的局势。而一位公爵纠正道：“不，陛下。这是一场革命。”（ "Non, Sire, c' est une révolution." ）这就是革命（ revolution ）一词最早的现代意义上的用法。
对阿尔弗雷德 · 德雷福斯（ Alfred Dreyfus ）上尉的审判比任何事件都更能揭示 19 世纪末期法国社会的深刻分裂。德雷福斯是法国总参谋部的一名军官。 1894 年，德雷福斯被指控将秘密出卖给德国人；他受到被操纵的军事审判，证据都是伪造的，然后被判终身监禁在魔岛（ Devil' s Island ）。事实很快就弄清楚了，德雷福斯不是罪犯，他被判刑仅仅因为他是一个犹太人，作为现成的替罪羊而被固执己见的军官们定为罪犯。
在指出第四共和国是第三共和国的翻版这点上，戴高乐是正确的。第四共和国自成立之初便为虚弱的行政部门、因争吵不休的小党而陷入瘫痪的国民议会和频繁更迭的内阁所困扰。和以前一样，这导致的后果是僵止状态（ immobilisme ）。政治家们彼此进行政治游戏；他们擅长于破坏，而不谙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