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子公主》第三幕：忍辱负重
## 第九章 · 项圈与枷锁
葬礼结束已经三天了，但纪家大宅里的那种沉闷压抑的气氛，丝毫没有散去。
纪安澜在过去的七十二小时里几乎没有合过眼。她处理完了葬礼的一切后续事宜——父亲的遗产清算、集团高管的安抚、以及那份她不愿面对却必须面对的合并协议。杜景辉派来的律师团队效率极高，短短三天就把合并方案的所有法律文件准备妥当了，只等她在最后一页签上名字。
她坐在书房里，面前摊着那份厚达近百页的合并协议。协议的内容她让集团的律师团队审过一遍——杜景辉在条款上做得滴水不漏，既没有明显的漏洞，也没有留给她任何翻盘的空间。百分之五十一对百分之四十九，杜景辉控股，鸿远集团从此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叫“鸿辉集团”的新实体。
她拿起笔，沉默了片刻。
这支笔是父亲生前用的。笔杆上的漆已经磨掉了一小块，露出下面的金属壳。她握着那支笔，仿佛能感受到父亲手心的余温。
“爸，”她无声地在心里说，“对不起。”
笔尖落在签名栏上，发出细微的沙沙声。她的字迹很稳，没有一丝颤抖。
纪安澜。
签完了。
她合上文件，靠在椅背上，长长地吐出一口气。窗外的天已经黑透了，书桌上的台灯是房间里唯一的光源，在她脸上投下深深浅浅的阴影。
她伸手拿起手机。屏幕上有一条未读消息，是沈默在两天前发的——只有两个字：“保重。”
她没有回复。
她把手机翻过去，屏幕朝下放在桌上，然后站起来，走出书房，走向客厅。
客厅里站着两个人。
一个是白绍祺，穿着一身花哨的亮蓝色西装，头发喷了发胶，梳得油光锃亮。他手里拿着一个小巧的丝绒盒子，看到纪安澜走出来，脸上浮起一丝意味深长的笑容。
另一个是杜景辉的私人助理，那个穿灰西装的中年男人，手里拿着一份文件夹，面无表情地站在一旁，像个背景板。
“签完了？”白绍祺问。
纪安澜没有回答他的问题，目光落在他手里的丝绒盒子上。
白绍祺顺着她的目光低头看了一眼，笑了笑，打开盒子，从里面取出一条项链。
不——不是项链。
那是一个皮制的项圈。
黑色的皮革，大约两指宽，做工倒是精致，内层衬着一层柔软的绒布。项圈的一面刻着古朴的虫鱼纹，另一面——当白绍祺把它翻转过来的时候，纪安澜看到了那行字。
“贱奴安澜，白氏专用。”
八个字，整整齐齐地印在皮革的内侧，字体不大，但刻得很深，像是用烙铁烫上去的。
纪安澜的目光在那行字上停留了一瞬，然后移开了。
项圈的吊坠，是一颗金瓜子。
那颗她曾经戴了十五年的金瓜子——正面刻着万字符，背面刻着“明”字，四周布满神秘花纹。十多年前它在A国古堡里从她指缝间被夺走，如今它以一个项圈吊坠的形式，重新回到了她面前。
白绍祺把项圈拿在手里，摩挲了一下那颗金瓜子，用一种带着几分玩味的语气说：“这东西跟了我好多年了。当年从你手里拿过来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东西不一般——纯金的，做工这么精细，肯定值不少钱。后来干爹跟我说，这是你当年的护身符，从小戴到大的。我想着，这么重要的东西，还是物归原主比较好。”
他把项圈递到纪安澜面前。
纪安澜没有伸手去接。
她看着那颗近在咫尺的金瓜子——那颗她曾经以为能保佑她一生的护身符，那颗她在古堡里拼了命也没能留住的东西。如今它以这样的方式回到她面前，带着一个貌似高雅的皮圈，和一串刻在内侧的侮辱性的文字。
“戴上。”白绍祺的语气轻飘飘的，像是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以后在外面，你是纪总。回到家——你知道你是什么。”
客厅里安静了几秒钟。
灰西装助理低着头，假装在看手里的文件。
纪安澜伸出手，接过了项圈。
皮革的触感冰凉而柔软。她把项圈握在手心里，指尖摩挲着那颗金瓜子光滑的表面，感受着那种阔别多年的熟悉触感。
她没有立刻戴上。
“婚礼什么时候？”她问。
“下周三。”白绍祺说，“杜老板已经安排好了——城东那个酒店的宴会厅，请了两百来号人。媒体那边也打过招呼了，到时候会有几家大的媒体过来报道。毕竟是鸿远和辉腾合并的大事，对外总还是要有些排面的。”
纪安澜没有再说话。她握着项圈，转身上了楼。
她走进自己的卧室，关上门，站在穿衣镜前。
镜子里的女人穿着一件黑色的高领毛衣，面容憔悴，眼底有深深的青影。她的锁骨处空荡荡的，没有任何装饰。
她低头看了一会儿手里的皮制项圈，然后把项圈举起来，绕过脖子，扣上了搭扣。
皮革贴合在皮肤上的感觉，陌生而冰凉。
那颗金瓜子垂在她的锁骨上方，在灯光下折射出温润的光泽。
她抬起头，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那个曾经被叫作“瓜子公主”的女孩——那个在阳光下笑着奔跑、以为全世界都会对她温柔以待的女孩——已经彻底消失了。
镜子里只剩下一个脖子上套着皮制项圈的女奴，眼神空洞而平静，像一口枯井。
她伸出手，指尖轻轻碰了碰那颗金瓜子。
护身符回来了。
可当年那个被护身符保护着的女孩，已经不在了。
——
周三，婚礼。
地点在城东一家五星级酒店，宴会厅布置得富丽堂皇，巨大的水晶吊灯折射出璀璨的光芒，桌布是香槟色的，椅背上系着缎带蝴蝶结。舞台上铺满了红玫瑰和白色百合，香气浓郁得有些刺鼻。
到场的人比纪安澜想象中要多。不止两百人，目测至少三百往上——有鸿远集团和辉腾集团的员工，有行业内的各路同行，有地方政府部门的官员，还有扛着长枪短炮的媒体记者。
纪安澜穿了一身红色的旗袍，高领长袖，正好遮住了脖子上的皮制项圈。旗袍的剪裁很合身，勾勒出她纤细的腰身。她脸上化了精致的妆容，头发盘成一个优雅的发髻，戴着一对珍珠耳环——看起来是任何一个男人梦寐以求的新娘。
只是她的眼睛里没有一丝喜悦，甚至连悲伤都没有——只有一种被抽干了所有情绪之后的空荡荡的平静。
白绍祺站在舞台上，穿着一身白色的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笑容满面，春风得意。他握着话筒，对着台下三百多号人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致辞，讲他如何“千辛万苦追回真爱”，讲他对未来美满婚姻的憧憬，讲他对杜景辉“提携后辈”的感激之情。
台下的宾客们报以热烈的掌声。有人在低声交头接耳，有人在拿手机拍照，也有几道目光带着同情和好奇，悄悄落在台上那个红色旗袍的女人身上。
纪安澜站在白绍祺身边，脸上挂着一抹恰到好处的微笑——不多不少，刚好让人觉得她是一个幸福的新娘。她的手被白绍祺握着，他的掌心潮湿而温热，让她觉得像被一条蛇缠住了手指。
“现在，请新郎新娘交换戒指。”
司仪的声音把她从麻木中拉回现实。白绍祺从西装口袋里取出一个戒指盒，打开，里面是一枚硕大的钻戒——目测至少三克拉，在灯光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白绍祺拿起钻戒，拉过她的手，把戒指套在了她的无名指上。他的动作很慢，像是在故意放慢这个时刻，好让台下的媒体拍个够。套好之后，他还特意举着她的手向台下的镜头展示了一番，笑容满面，像是刚刚完成了一件伟大的艺术品。
纪安澜的手指上，那枚沈默在订婚仪式上给她戴上的小小的铂金戒指——已经在前一天被她取下来了，收进了床头柜最里面的抽屉里。
轮到她给白绍祺戴戒指了。她从伴娘手里的托盘上拿起那枚男戒，机械地套上白绍祺的手指。动作很快，像是想尽快结束这个过程。
台下又是一阵掌声。
白绍祺低头凑近她，在她耳边用一种只有两个人能听到的声音说：“既然戴着我的戒指了，就别再想那些有的没的了。你那个姓沈的小子，最好这辈子都别让我再见到他。”
纪安澜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她微微偏了一下头，避开他带着酒气的呼吸，目光越过他的肩膀，看向宴会厅的天花板上那盏巨大的水晶吊灯。
灯光很亮，亮得刺眼。
——
宴会进行到一半的时候，纪安澜去了一趟洗手间。
她站在洗手台前，看着镜子里自己那张被精致妆容覆盖的脸，忽然觉得很陌生。镜子里的女人穿着红色的旗袍，无名指上戴着三克拉的钻戒，看起来像是全世界最风光的新娘。
可她觉得自己像一具被精心打扮过的尸体。
她拧开水龙头，冰凉的水流过手指。她低头看着那枚钻戒在灯光下折射出的光芒——那么亮，亮得刺眼，像是要把她的眼睛灼伤。
她用力地搓了几下那枚戒指，像是想把它从手指上搓下来。
但戒指戴得很紧，怎么也取不下来。
她放弃了。
关上水龙头，用纸巾擦干手，抬起头，重新看向镜子。
镜子里的女人嘴角不知道什么时候翘起了一个弧度——不是笑，而是一种连她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近乎冷酷的弧度。
从今天起，她就是白太太了。
从今天起，鸿远集团正式并入辉腾集团，改名为鸿辉集团。
从今天起，她失去了一切——父亲、爱人、事业、自由——只剩下一条命，和一颗失而复得的、被她挂在耻辱的项圈上的金瓜子。
可奇怪的是，当她意识到自己已经一无所有的时候，心里反而变得无比平静。
有些人破罐子破摔，会彻底垮掉。
而有些人破罐子破摔——会从此变得无所畏惧。
纪安澜整理了一下旗袍的领口，确认项圈没有露出来，然后推开洗手间的门，重新走回了那片喧闹的、觥筹交错的光影之中。
第二天，各大财经新闻的头版都刊登了鸿远集团与辉腾集团正式合并的消息。
报道配了一张婚礼现场的照片：白绍祺握着纪安澜的手，对着镜头露出灿烂的笑容；纪安澜穿着一身红色旗袍，表情端庄得体，像任何一位合格的企业家夫人。
新闻的标题写得很漂亮：“强强联合，共创辉煌——鸿辉集团正式成立，行业新格局初现。”
没有人知道那件红色旗袍的高领下面，藏着一个刻着“贱奴”字样的皮制项圈。
没有人知道那个端庄得体的新娘，她的心已经被碾成了碎片。
也没有人知道——这颗看似已经被彻底击碎的心，正在以一种无人察觉的方式，重新凝结起来，变得比以前更加坚硬、更加冰冷、更加锋利。
就在婚礼结束后的第二天，纪安澜以身体不适为由，向鸿辉集团递交了辞呈。
白绍祺很大方地批准了，甚至还当着集团高层的面说了一句：“安澜身体不好，让她先好好休息一段时间。公司的事，有我和杜叔盯着就行了。”
会议室里，有人交换了一个复杂的眼神，有人低下了头没有说话。但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反对。
纪安澜收拾好自己办公室里的私人物品，抱着一个纸箱走出了鸿远大厦——不，现在应该叫鸿辉大厦了。楼顶那几个烫金的“鸿远集团”大字，已经在昨天被拆了下来，换上了“鸿辉集团”的新标志。
她站在楼下，抬头看了一眼那个崭新的Logo。
然后收回目光，抱着纸箱，走向停车场。
她坐进车里，发动引擎，却没有立刻开走。
她拿起手机，打开通讯录，翻到沈默的名字。
他的头像还是那个灰色的默认头像。他们上一次联系，还是他发的那条“保重”。
她盯着那个名字看了很久。
然后关掉屏幕，把手机丢进副驾驶座上。
现在还不是时候。
她还有很多事要做。
她踩下油门，黑色的轿车驶出停车场，汇入城市快速路的车流之中。
远处的天空很蓝，蓝得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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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完）*
## 第十章 · 囚笼
婚后的第一个月，白绍祺还保持着表面上的敷衍。
他每天早出晚归，对纪安澜的态度虽然冷淡，但至少没有恶语相向。他甚至在公司里放出话来说“安澜身体不好，需要静养”，帮她挡掉了所有来自外界的询问和探望。在外人看来，白绍祺是一个体贴妻子的好丈夫，对纪家的遗产秋毫无犯，甚至还在合并后的鸿辉集团里给纪安澜保留了一个副总的虚职。
但只有纪安澜自己知道，那层体面的糖衣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融化。
先是她的手机被白绍祺以“帮你保管”的名义收走，换了一部只有通讯功能的老式手机。存有沈默联系方式的旧手机，被白绍祺当着她的面扔进了垃圾桶。
“反正你也不用联系什么外人，”白绍祺拍了拍手上的灰，轻描淡写地说，“有什么事，打家里座机就行了。”
然后是她的出行限制。白绍祺以“你身体不好，不能太劳累”为由，禁止她独自开车出门。别墅里的两辆车都被他换了钥匙，唯一的备用钥匙锁在他书房抽屉里。如果她想出门，必须提前跟他报备，由他安排司机接送。
去了哪里，见了谁，呆了多长时间——司机都会一字不落地向白绍祺汇报。
再然后，是她与纪辰和纪瑶的见面次数被严格限制。白绍祺说孩子要上学，不能总被打扰，“一周见一次就差不多了”。纪安澜想反驳，但白绍祺只是笑了笑，用一种看似温和实则阴冷的语气说：“怎么，你想让他们知道，他们的妈妈脖子上戴着一个什么样的项圈？”
纪安澜沉默了。
她把两个孩子送到父亲生前一位最信任的老友家里暂住——那位老人姓周，是纪鸿远年轻时一起创业的拜把兄弟，在纪安澜最无助的时候主动提出帮忙照顾孩子。她每周去看孩子一次，每次都提前准备好一整个星期要说的话、要问的事，像一个在探监室里掐着时间跟亲人通话的囚犯。
白绍祺看着她在电话里跟纪辰和纪瑶说话时小心翼翼的样子，脸上露出一种满足的神情。他靠在沙发上，翘着二郎腿，手里端着一杯红酒，像是观赏一出好戏的观众。
“你说你何必呢？”他说，“你要是早这么听话，也不至于走到今天这一步。”
纪安澜没有回答。她挂了电话，把手机放在茶几上，起身上了楼。
她卧室的门没有装锁——白绍祺让人把所有的门锁都拆掉了，说是“夫妻之间不该有秘密”。她的房间在三楼走廊尽头，白绍祺的房间在二楼。他晚上很少上楼来打扰她，但那种随时可能有人推门而入的不安全感，像一根细针一样扎在她的神经末梢，日夜不休。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去。
纪安澜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鸟，每天的生活轨迹就是卧室——书房——客厅——厨房，四点一线。她偶尔会在后院的花园里坐一会儿，看看天，看看云，看看墙头上偶尔落下的麻雀。
她瘦了很多。原本就纤细的身材，在短短一个多月里又瘦了一圈，下巴变得尖削，锁骨更加突出。那颗金瓜子吊坠挂在她的锁骨之间，随着她的动作微微晃动，在阳光下泛着温润的光。
她有时候会坐在花园里的藤椅上，握着那颗金瓜子，看着远方的天际线发呆。
护身符回来了。可是有什么用呢？
悟明禅师说金瓜子离身，劫数立至——现在金瓜子回来了，劫数却一点也没有离开的意思。她依然被困在这个豪华的牢笼里，脖子上套着羞辱的项圈，手指上戴着那枚她恨不得剁掉的钻戒。
也许禅师说的本来就是错的。也许这颗金瓜子从来就没有什么护身的作用，只是一块普通的金子，被她父亲和那个老和尚的迷信赋予了并不存在的法力。
又或者——禅师的批语从来就不是护身符能破解的。那十六个字，就是一个写在命格上的判决书，任何外力都无法更改。
不管真相是哪一个，都没有区别了。
因为她的二十七岁，已经被锁在了这个笼子里。
而据批语所说，她的中年——还要去坐牢。
她忽然笑了。
那种笑不是自嘲，也不是苦涩，而是一种连她自己都说不清的、复杂的笑意。像是一个站在悬崖边上的人，低头看了一眼脚下的万丈深渊，然后抬起头，看了一眼远方的地平线。
如果入狱是注定的，那在入狱之前，她还有什么可失去的呢？
什么都没有了。
一个什么都没有了的人——反而什么都不怕了。
窗外忽然传来汽车引擎的声音。纪安澜收回目光，看到一辆黑色的轿车停在别墅门口。车门打开，白绍祺从后座上下来，穿着一身剪裁得体的深灰色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看起来像是一个成功的年轻企业家应有的样子。
他手里拎着一个公文包，大步走进门，看到纪安澜坐在花园里，脚步顿了一下，然后朝她走过来。
“在赏花？”白绍祺站在她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她，嘴角带着一丝意味不明的笑意，“正好，我有件事要跟你说。”
纪安澜抬起头，看着他。
“过两天有个记者会，你跟我一起去。”
“什么记者会？”
“鸿辉集团成立以来的第一场大型媒体见面会。”白绍祺把手里的公文包放在旁边的桌子上，拉开拉链，从里面取出一份文件，递到她面前，“到时候我会宣布一件事——你需要在场。”
纪安澜接过文件，翻开来看了看。
她的脸色一点一点地变白。
文件是一份预先写好的发言稿。开头的一大段话都在描述她如何“因为长期高强度工作和家庭变故，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然后是她如何“在丈夫的悉心照料下逐渐好转”，最后是她宣布“因健康原因，决定无限期退出商界，专心休养，相夫教子”。
发言稿的末尾，甚至已经提前写好了她的署名。
“你让我在媒体面前说我得了抑郁症？”纪安澜的声音有些发冷。
“抑郁症怎么了？”白绍祺耸了耸肩，语气轻松得像是在聊晚饭吃什么，“这年头，哪个成功人士没点心理问题？你爸刚走，你又刚结婚，压力大、情绪低落、需要休息——这是人之常情。媒体喜欢这种故事，有温度，有人情味。你配合一下，对集团的公众形象有好处。”
“那我要是不配合呢？”
白绍祺的笑容没有变，但他的眼神冷了一度。
他弯下腰，凑近她的耳边，声音压得很低，低到只有两个人能听到：“你不配合，也没关系。我可以自己上台宣布——到时候我说出来的话，可能就不只是‘抑郁症’这么好听了。你猜，如果媒体知道鸿远集团前任董事长的千金，十几岁就在A国被人轮奸，还生了一个父不详的野种——他们会怎么写？”
纪安澜握紧了拳头，指甲深深地陷进掌心里。
白绍祺直起身，重新恢复了那种温文尔雅的笑容，拍了拍她的肩膀：“所以，还是配合一下比较好。后天上午十点，鸿辉大厦三楼会议厅。车我会安排好的，你准时到就行。”
他说完，拎起公文包，转身离开了花园。
纪安澜站在原地，手里攥着那份发言稿，纸张的边缘被她攥出了深深的褶皱。
花园里很安静，只有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
她低下头，再次看了一眼那份发言稿。稿纸上的字迹打印得很清晰，每一个字都像是刻在纸上的，没有给她留下任何修改的余地。
她忽然想起父亲在书房里跟她说过的话——
“我怕再不说，后面的两句也会应验。”
中年入狱。孤独终老。
她现在二十七岁。离中年还有十多年。
十多年的时间，够她做什么呢？
够她像一只被拔掉翅膀的鸟一样，被关在这个镀金的笼子里，等着命运的齿轮一格一格地转动，最终把她送进那座批语里写好的监狱吗？
还是——够她做点什么别的？
她没有撕掉那份发言稿。
她把稿纸叠好，放进了自己的口袋里。
然后她抬起头，看向花园围墙外面的那片天空。天空很高，很蓝，有几朵白云缓慢地移动着。
她不知道的是，在那片天空下的某个地方——在她视线所不能及的城市另一端——沈默正在做一件她完全不知道的事情。
他在见一个人。
一个他本不该认识的人。
一个能帮他把棋局重新洗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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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会那天，纪安澜穿着一身素净的米白色套装，化了淡妆，准时出现在了鸿辉大厦三楼会议厅的舞台上。
台下坐满了记者，长枪短炮对准了舞台中央。白绍祺西装革履，意气风发地站在讲台后面，对着话筒侃侃而谈，讲述鸿辉集团的未来规划和战略布局。他的口才很好，条理清晰，数据详实，给人一种年轻有为、沉稳可靠的印象。
讲完了集团的规划之后，他的语气微微一顿，表情变得柔和了一些。
“接下来，我想借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件私人的事情。”
他朝旁边伸出手，示意纪安澜走到他身边。
纪安澜走上前，在白绍祺身边站定。台下所有的镜头都对准了她，闪光灯此起彼伏。
“我的妻子安澜，这段时间因为工作和家庭的双重压力，身体和心理上都承受了很大的负担。作为丈夫，我看在眼里，疼在心里。经过跟医生和家人反复沟通，我们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安澜将暂时放下手中的工作，专心休养一段时间。”
他说得很动情，语气真诚而温柔，像极了一个心疼妻子的好丈夫。
台下有记者举手提问：“请问纪总是患了什么病？需要休养多长时间？”
白绍祺看了纪安澜一眼，用一种鼓励的语气说：“安澜，你自己来说吧。”
他把话筒递到了纪安澜面前。
整个会议厅安静下来。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她一个人身上。
纪安澜握着话筒，沉默了一秒钟。
然后她开口了。
她的声音很平静，没有颤抖，没有哽咽，甚至听不出任何情绪的波动。她像是在念一篇跟自己无关的文字一样，把那份提前准备好的发言稿逐字逐句地读了出来。
“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我因为个人原因，患上了比较严重的抑郁症……”
“……在家人和医生的帮助下，我正在积极地接受治疗……”
“……决定暂时退出商界，专心休养……”
“……感谢大家的关心和支持……”
她念完了最后一个字，放下话筒，朝台下微微鞠了一躬。
台下响起了掌声。
有人在鼓掌，有人在小声交谈，有人在拍照。白绍祺适时地走过去，揽住她的肩膀，对着镜头露出一个温柔的笑容，像是一个完美的丈夫在保护他脆弱的妻子。
纪安澜没有躲开他的手臂。
她站在闪光灯的海洋中，表情平静如水。
三天后，各大新闻媒体都刊登了这场记者会的报道。标题各异，但内容大同小异——“鸿辉集团副总裁纪安澜因抑郁症宣布退出商界”“白绍祺深情陪伴妻子渡过低谷”“豪门婚姻背后的隐痛”等等。
报道配的照片有好几张。有一张是白绍祺揽着纪安澜肩膀的合影，两个人站在一起，看起来像一对恩爱夫妻。
纪安澜坐在别墅客厅的沙发上，翻看着那些新闻，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她把手机放下，伸手摸了摸脖子上的皮制项圈。
那颗金瓜子吊坠在她指尖下微微发凉。
她拿着手机走向书房。在进门之前，她停了一下，从外面看到书桌上摊着几份文件。她走近，那几份文件是鸿辉集团最新的业务报表。报表显示，集团名下位于城郊的一座化工厂，最近一个季度的原材料采购量同比增长了将近三倍，但产成品的对外销售量却几乎没有变化。
多出来的那些原材料，去了哪里？
她的目光在那一行数据上停留了很久。
然后她不动声色地放下报表，像什么都没有看到一样，转身走出了书房。
回到自己的房间之后，她关上门，站在窗边，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
她忽然想起了一句很久以前不知道在哪儿看到过的话——
有些鸟是关不住的。
它们的羽毛太鲜亮了。
纪安澜摸了摸锁骨上的金瓜子。
金瓜子微微发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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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完）*
## 第十一章 · 放逐
纪安澜二十九岁生日那天，没有蛋糕，没有蜡烛，没有任何庆祝。
她一个人坐在别墅后花园的藤椅上，手里捧着一杯凉透了的茶，看着秋末的枯叶一片一片地从树枝上飘落下来，铺满了整片草坪。远处的天空是灰蒙蒙的，像是被一层薄薄的阴翳笼罩着，透不出一点阳光。
从她“宣布退出商界”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将近两年。
两年的时间里，她从一个曾经在商场上崭露头角的年轻管理者，变成了一个彻底与外界隔绝的金丝雀。她的活动范围被严格限制在别墅和偶尔的几次“陪同出席”之间——白绍祺需要她在某些场合扮演恩爱夫妻的时候，就会带她出去亮个相；不需要的时候，她就被锁在这座大宅子里，与世隔绝。
她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像一件摆设——被放在那里，偶尔被人拿起来擦一擦灰，展示给外人看，然后又被放回原处。
纪辰和纪瑶长高了很多。他俩已经十三岁了，个子快到她肩膀了，变声期让他的声音偶尔会破音，他为此感到很不好意思，话比以前更少了。纪瑶倒是越长越漂亮，眉眼间越来越像苏昀，笑起来的时候有两个浅浅的酒窝，让人看了就忍不住想对她好。
可纪安澜见他们的次数越来越少了。白绍祺总是有各种理由阻止她去看孩子——“今天我有安排”“孩子要考试，别打扰他们”“下周再去吧，不急在这一时”。她知道白绍祺是在一点一点地切断她跟外界的联系，让她彻底变成一个无依无靠、只能依附于他的附属品。
但她没有反抗。不是不想，而是她清楚地知道——现在的她，没有反抗的资本。她脖子上的项圈还没有摘下来，秦啸山和杜景辉手中的把柄还在，她只要轻举妄动一步，等待她的就是灭顶之灾。
所以她一直在等。
等一个机会。
哪怕那个机会，需要她付出她从未想象过的代价。
那天傍晚，白绍祺破天荒地早早回到了家。
他穿着一身深蓝色的西装，手里拎着一瓶红酒，看起来心情不错。他走进客厅，看到纪安澜坐在沙发上翻书，把红酒放在茶几上，在她对面坐了下来。
“明天收拾一下行李，后天出发。”
纪安澜抬起头，看着他：“去哪儿？”
“A国。”白绍祺靠在沙发上，翘起二郎腿，用一种轻描淡写的语气说道，“我帮你联系了那边的医生，据说有一个很厉害的专家，专门治疗抑郁症的。你去那边住一段时间，好好调理调理。”
纪安澜的心猛地一沉。
A国。
那个她噩梦开始的地方，那个她发誓这辈子再也不想踏足的国度——白绍祺要把她送回去。
“我不去。”她放下书，语气很平静，但带着一种不容商量的坚决。
白绍祺的表情没有变化，但眼神冷了一瞬。他笑了笑，那种笑不是温和的，而是一种带着警告意味的笑：“这恐怕由不得你。机票已经订好了，那边的住处也安排好了。你到了那边，会有人接你的。”
“谁？”
“我干爹。”白绍祺轻飘飘地吐出这三个字，像是在说一个无关紧要的人，“他在A国人脉广，认识不少好医生。你去了那边，他会照顾你的。”
纪安澜的手指在沙发的绒布扶手上微微收紧。
秦啸山。
她十五岁那年，在古堡里失去一切的时候，那个男人就在背后操控着一切。苏昀死得不明不白，她不敢说跟秦啸山一定有关系，但她心里比谁都知道——那个男人，才是所有罪恶的源头。
白绍祺把她送到秦啸山手里，不是去治病的。
是去送死的。
或者说，是比死更可怕的事情。
“你在想什么？”白绍祺站起来，走到她面前，弯下腰，凑近她的脸。他的呼吸带着红酒的气味，喷在她的脸上，让她胃里一阵翻涌。“你以为我还会让你继续住在这里，吃我的、喝我的、住我的，什么都不用做？你想得也太美了。”
他伸手捏住她的下巴，强迫她抬起头看着他：“我身边不需要一个没用的女人。你要么去A国，乖乖听我干爹的话，也许还能活得好好的。要么——你留在国内，等着法院的传票。你自己选。”
纪安澜没有说话。
她知道白绍祺不是在开玩笑。那份A国法院的文件，一直像一把悬在她头顶的剑，随时都可能落下来。白绍祺和杜景辉之所以到现在还没有动用它，不是因为他们心慈手软，而是因为她一直都还算“听话”。一旦她表现出任何反抗的迹象，那把剑就会毫不犹豫地斩下来。
而此刻的她根本无力抵挡。
“我去。”她说。
白绍祺松开了她的下巴，满意地笑了笑，拍了拍她的脸颊：“这才乖。”
他直起身，拿起那瓶红酒，转身走向楼梯，头也不回地说了一句：“后天早上八点的飞机，别迟到。”
纪安澜一个人坐在客厅里，坐了很久。窗外已经完全黑了，客厅里没有开灯，只有窗外的路灯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来，在地板上投下一道苍白的光影。
她伸手摸了摸锁骨上的金瓜子。
这颗从父亲葬礼上重新回到她手里的护身符——不，这个被羞辱性地做成项圈吊坠的东西——在黑暗中微微发凉，像一块冰贴在皮肤上。
她曾经以为，回到国内、回到父亲的羽翼之下，她就能摆脱过去的一切。可事实证明，过去从来没有放过她。它在A国等着她，像一头潜伏在暗处的兽，随时准备扑上来咬断她的喉咙。
而现在，她就要自己走回那头兽的巢穴里了。
第二天，纪安澜用白绍祺给她留下的那部老式手机，拨通了纪辰和纪瑶借住的周伯伯家的电话。
接电话的是纪瑶。
“姐姐！”纪瑶的声音还是那么清脆，带着十三岁女孩子特有的活泼和欢喜，“你什么时候来看我们呀？我上周画了一幅画，老师说要送去参加比赛呢！”
纪安澜握着手机的指节发白，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正常一些：“瑶瑶，姐姐要出一趟远门，可能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去看你们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纪瑶的声音变得有些小心翼翼：“去哪里呀？”
“去国外，办一些事情。”纪安澜说，“你要听周伯伯的话，好好学习，照顾好哥哥，知道吗？”
“知道。”纪瑶顿了顿，然后问，“姐姐，你还会回来吗？”
纪安澜的鼻子猛地一酸，一股热浪涌上眼眶。她死死咬住嘴唇，把那股酸涩压下去，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依然平稳：“会的。姐姐答应你，一定会回来的。”
“拉钩？”纪瑶在电话那头说。
拉钩是她们之间的小约定。从小到大，纪安澜每次答应纪瑶什么事情，两个人都会用小拇指拉钩为定。
“拉钩。”纪安澜说，声音有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
挂了电话之后，纪安澜站在窗前，看着远处的天际线，攥紧了自己的手。
她把那部老式手机放进口袋里。屏幕上，她悄悄存下的那个号码还在——那是她趁白绍祺不注意，用自己的手机记下的一个人的联系方式。
但那是她最后的底牌。她不确定这个底牌是否真的能用上。更不确定的是，如果他拒绝了她，她该怎么办。
出发那天清晨，白绍祺亲自“送”她去机场。当然，与其说是送，不如说是押送。他坐在她旁边，翘着腿，翻着一本财经杂志，时不时看一眼手表。两个穿着黑色夹克的年轻男人坐在他们前后排的位置上——白绍祺说是“保镖”，但纪安澜心里清楚，他们是来看住她的。
登机之前，纪安澜回头看了一眼航站楼外面那个灰蒙蒙的天际线。
这座城市，这座她出生、长大、离开又回来的城市——她不知道下一次再看到它的时候，自己会是什么样子。
也许她再也回不来了。
她收回目光，走进了登机口。
十几个小时的飞行之后，飞机降落在A国国际机场。
纪安澜走出舱门的那一瞬间，一股湿热的海风扑面而来，带着一种她熟悉又厌恶的气息。这座沿海城市的气味，让她想起了十年前那个噩梦般的夜晚——那座古堡，那张大床，那些狞笑的面孔。
她握紧了行李箱的拉杆，指甲嵌进了掌心。
通关之后，白绍祺把她交给了两个等在到达大厅的男人。两个人都穿着黑色的T恤，露出满是纹身的胳膊，看起来就不像是正经人。其中一个人接过她的行李箱，用带着浓重A国口音的英语说：“秦先生让我们来接你。车在外面。”
没有寒暄，没有自我介绍，没有任何多余的话。
纪安澜跟着他们走出机场，上了一辆黑色的丰田商务车。车门关上的那一瞬间，发出了一声沉闷的声响，像是牢笼的门在她身后锁上了。
车子驶出机场，沿着海滨公路一路向北，朝那座她一辈子都不想再靠近的方向驶去。
一个小时后，车子驶入了一座庄园的大门。
那座庄园坐落在半山腰上，面朝大海，背靠青山，占地极广。高大的铁门上雕刻着繁复的花纹，门柱上装着摄像头，正对着来路。透过铁门的栏杆，可以看到庄园内有大片的草坪、修剪整齐的花园、一座仿欧式的三层主楼和几栋附属建筑。
纪安澜坐在车里，看着那座越来越近的主楼，心脏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住了，越收越紧。
这座庄园，跟十年前那座古堡是同一个主人。
车在主楼门前停下。一个穿着白色亚麻衬衫的中年男人从楼里走出来，站在台阶上，居高临下地看着那辆车。他身材不高，但非常精干，目光锐利，像一只站在高处俯瞰猎物的鹰。
秦啸山。
纪安澜认识他。虽然只见过一面，但那张脸她一辈子都忘不了——十四年前在古堡的那个清晨，就是他在她意识模糊的时候，从她指缝间取走了那颗金瓜子。
十四年后，她又一次站到了他面前。
“好久不见，小丫头。”秦啸山走下台阶，站在离她两步远的地方，打量着她。他的语气带着一种长辈对晚辈的亲昵，但那种亲昵里透着一股蛇一样冰冷的气息，“上一次见你的时候，你还是个十五岁的小女孩，瘦得跟竹竿似的。现在变成小媳妇啦。”
纪安澜没有接话。她站在原地，背挺得很直，双手自然下垂，没有任何多余的肢体语言。那种站在刀尖上却不动声色的镇定，让秦啸山的目光里闪过一丝玩味。
“阿祺那小子来信说你有抑郁症，让我好好照顾你。”秦啸山笑了笑，“你放心，我这儿什么都不多，就是地方大、人多、热闹。你住下来，慢慢就知道了。”
他转过身，走回了楼里。
两个纹身男人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纪安澜深吸了一口气，迈开脚步，走上了那几级台阶。
她心里清楚，走进这座大门，意味着什么。
她将失去她仅剩的一切——自由、尊严、或许还有她的生命。但这扇门已经在她身后关上了，她不可能再原路退回去。
那就只能往前走。
不管前面等着她的，是地狱，还是修罗场。
当天晚上，纪安澜被安排住在了主楼二层的一间客房里。房间很大，装修奢华，有一张宽大的欧式大床和一面巨大的落地窗，窗外可以看到大海和远处的灯塔。
豪华，宽敞，舒服。十四年过去了，这座古堡还是跟从前一模一样。
但她一夜没睡。
她坐在窗前，看着远处灯塔的灯光在海面上忽明忽灭地闪烁，脑海中反复回放着过去的种种——父亲的葬礼、婚礼上的闹剧、沈默离开时的背影、项圈扣上脖子时那一声清脆的搭扣声、机场分别时纪瑶那句“姐姐你还会回来吗”……
她把脸埋进膝盖里，无声地哭了一场。
然后她擦干眼泪，站起来，看着窗外那片被夜色笼罩的大海。
她不能就这样认命。
她不能死在秦啸山手里，不能死在这片她恨之入骨的土地上。
她答应过纪瑶——她会回去的。
她答应过父亲——她不会让那十六字批语全部应验。
她答应过沈默——虽然她推开了他，但她没有忘记他说过的那句话：
“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
窗外，海浪拍打着岸边的礁石，发出沉闷的轰鸣声。
二十九岁的纪安澜，站在A国那座庄园的窗前，做出了她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
她要从这摊污泥里，开出花来。
哪怕那朵花，要用鲜血来浇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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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完）*
## 第十二章 · 金瓜子的真相
在秦啸山的庄园里住到第二周的时候，纪安澜渐渐摸清了这里的运作方式。
庄园名义上是秦啸山的私人住宅，但实际上，它是山啸帮在A国的一个重要据点。主楼里住着秦啸山和他的几个心腹，东侧的配楼是保镖和打手的住处，西侧的配楼用来接待“客人”——不是什么正经客人，大多数是从国内被拐骗过来的年轻女孩。她们被关在那里，等待被送往各个不同的地方。
每天清晨，秦啸山会在庄园后院的凉亭里喝茶，雷打不动。他喜欢一个人坐在那里，泡一壶铁观音，翻当天的中文报纸。这是他的习惯，也是他一天中为数不多的安静时刻。
纪安澜在观察了整整一周之后，选了一个天气晴好的早晨，穿着一身素净的白色连衣裙，端着一壶刚泡好的茶，走进了那个凉亭。
“秦先生，”她把茶壶放在石桌上，语气不卑不亢，“我泡了一壶茶，您尝尝？”
秦啸山从报纸上抬起头，看了她一眼，又看了看那壶茶，目光里带着一丝意外和审视。他放下报纸，拿起茶杯，凑到鼻尖闻了闻，然后抿了一口。
“不错。”他说，“比老周泡的好。”
老周是秦啸山的管家，一个沉默寡言的六十岁老头，据说跟了他二十多年。
纪安澜微微一笑，在他对面坐下来，没有主动说话。她知道，在这个男人面前，主动开口就是露怯。她要做的，是让他先开口。
果然，秦啸山放下茶杯，看着她，目光里带着一丝玩味：“我看你好像一点都不害怕？”
“怕有用吗？”纪安澜平静地反问。
秦啸山笑了，发出一阵低沉的笑声，像是听到了什么有趣的事情：“你这个丫头，倒是比我想象中有意思。阿祺那小子说你是个软柿子，我看他是看走眼了。”
“白绍祺这辈子看走眼的事情多着呢。”纪安澜说，“也不差这一件。”
秦啸山的目光在她脸上停留了几秒钟，像是在重新打量她。他阅人无数，帮派里三教九流的人都打过交道，一个人是真有胆子还是装出来的，他一眼就能看出来。而纪安澜给他的感觉，既不是前者也不是后者——她身上有一种被烈火淬炼过之后的冷静，那种冷静让人看不透深浅。
从那天起，纪安澜开始在庄园里有了更多的活动自由。她不再被限制在房间里，可以在庄园的大部分区域走动。秦啸山没有给她安排任何任务，也没有对她做任何过分的事情——他似乎把她当作一件有趣的消遣物，想看看她到底能翻出什么浪花来。
纪安澜没有浪费这份来之不易的自由。她开始有意识地观察庄园里的一切——谁负责什么工作、谁跟秦啸山走得最近、谁在帮派里有实权、谁只是个跑腿的小角色。她把每天观察到信息记在脑子里，不写在任何纸上。
她还注意到，秦啸山每隔两三天就会接到一个来自国内的电话。她有一次路过书房门口时无意中听到了一些只言片语——“辉腾的货到了”“杜老板那边催得紧”“小白楼的事别着急”……这些信息像拼图一样，一块一块地在她脑海中拼合起来，让她对这个组织的运作模式渐渐有了一个模糊的轮廓。
而秦啸山对她的态度，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他开始在晚饭时让她上桌一起吃饭，偶尔会跟她聊几句家常——他问她小时候的事情，问她留学的经历，问她父亲生前的事。纪安澜回答得滴水不漏，既不刻意讨好也不故意对抗，就像是一个不卑不亢的客人在跟主人闲聊。
直到第三周的某一个夜晚。
那天晚上，秦啸山在书房里喝了不少酒。纪安澜路过书房门口的时候，看到门虚掩着，里面透出暖黄色的灯光和一股浓烈的白酒气味。她犹豫了一下，轻轻推开门，看到秦啸山靠在书桌后面的皮椅上，手里端着一杯白酒，脸上带着几分醉意。
他看到纪安澜站在门口，眯着眼看了她一会儿，然后招了招手：“进来，陪我说说话。”
纪安澜走进去，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坐下。
书房里的装饰很中式，红木的书架、文房四宝、墙上挂着一幅毛笔字，写的是“难得糊涂”四个字。书桌上散乱地放着几份文件和一部手机，烟灰缸里塞满了烟头。
“你知不知道，”秦啸山端起酒杯又喝了一口，声音有些沙哑，“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才十五岁。”
纪安澜的脊背微微绷紧了一瞬，但脸上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我记得。”
“那天晚上，我让人在酒里下了药。”秦啸山看着杯子里剩余的液体，语气像是在讲一件很久远的往事，不带任何情绪波动，“阿祺那小子跟他的几个朋友，事先就知道我要做什么。那几个国内的纨绔子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我喜欢看这种‘热闹’，就投其所好，安排了一场。”
纪安澜的指甲深深地陷入了掌心里。
这是她第一次听到秦啸山亲口承认这件事。十四年了，她一直在黑暗中摸索，试图拼凑出那一夜的真相——而今天，那个罪魁祸首就坐在她对面，用醉酒后的平静口吻，像聊天气一样，把那层被她苦苦追寻的真相撕开了。
“我当时只是想教训一下你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老爹。”秦啸山继续说，“他在国内做他的正经生意，我在国外捞我的偏门，井水不犯河水。可他不该插手东南亚那批货的生意——我好不容搭上的那条线，被他一个举报电话就给断了。我折了不少钱，还搭进去两个兄弟。”
他放下酒杯，目光落在纪安澜脸上。那双带着醉意的眼睛里，有一丝冷意，也有一丝让人捉摸不透的复杂情绪。
“所以我想，你让我没了一桩生意，我就让你没一个女儿。很公平。”
纪安澜咬了咬嘴唇，把那句已经到了嘴边的“公平个屁”硬生生咽了回去。
她不能翻脸。
至少现在不能。
“可是有件事，我一直没跟任何人说过。”秦啸山忽然话锋一转，语气变得有些微妙。他伸手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放在桌面上，推到纪安澜面前。
那是一颗金瓜子。
跟她脖子上挂着的那颗一模一样。
纪安澜愣住了。
她低头看了一眼自己脖子上那颗金瓜子吊坠，又看了看桌上那颗——一模一样的尺寸、纹路、光泽。
“有两颗？”她的声音有些发紧。
“不。”秦啸山摇了摇头，“从头到尾，就只有这一颗。”
他拿起桌上那颗金瓜子，在指尖摩挲着，目光落在上面那些古朴的花纹上：“你脖子上那个，是我让阿祺找人仿制的——做得还算逼真，一般人看不出来。但真正的这颗，一直在我这里。”
纪安澜感觉自己的大脑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撞击了一下，嗡嗡作响。
她脖子上戴了将两年的这颗金瓜子——白绍祺在父亲葬礼上还给她的那颗“护身符”——竟然是一件赝品？
“你丢的那颗，一直在我手里。”秦啸山靠在椅背上，目光有些涣散，酒精显然已经开始发挥更大的作用了，“那天晚上，我去查房的时候，你人都已经昏迷了，可手还握得紧紧的。我掰了半天才掰开——里面就攥着这颗金瓜子。”
他把那颗真正的金瓜子举到眼前，对着灯光，微微眯起眼，像是在欣赏一件艺术品。
“我当时想，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被下了药、被折磨了一整夜，手指头都不肯松开的东西——肯定不是什么普通物件。我让人拿去鉴定了一下，纯金的，手工雕刻，工艺很讲究。我寻思这东西应该值点钱，就留下来了。”
“这一留，就留了十四年。”
纪安澜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像一尊石雕。
十四年。
她的护身符在这个男人身边放了整整十四年。而她却以为它早已石沉大海，再也找不回来了。
“为什么……现在还给我一个赝品？”她的声音有些发哑。
秦啸山放下金瓜子，看着她，醉意朦胧的脸上浮起一丝意味深长的笑：“因为有个高人告诉我，这东西不简单，留着它可以保命。杜景辉不知道，阿祺也不知道——我给他们拿去骗你的，是我让人照着样子做的假货。真的，在我这儿。”
他停顿了一下，目光在纪安澜脸上游移，像是在斟酌什么。
“但今天，我改主意了。”
他把那颗真正的金瓜子，朝纪安澜的方向推了过来。
“你想要的话，我就还给你。”
纪安澜没有伸手去接。
她看着桌上那颗在灯光下泛着温润光泽的金瓜子，又看着秦啸山那张因为酒精而微微泛红的脸，大脑在飞速地转动，试图理解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秦啸山不是一个会无缘无故做好事的人。他把金瓜子还给她，一定有条件。
“你想要什么？”她直截了当地问。
秦啸山看着她，嘴角的弧度更深了一些。他没有立刻回答，而是端起酒杯，把最后一口酒喝干，然后把杯子重重地放在桌上。
“留在我身边。”他说。
纪安澜的心猛地一沉。
“白绍祺那小子，这几年越来越膨胀了。”秦啸山的语气忽然变得冷了一些，酒意似乎在这一刻消退了不少，“以前他还知道分寸，现在有了杜景辉给他撑腰，觉得自己翅膀硬了，好几次都没把我放在眼里。杜景辉那个人更是老奸巨猾——他表面上跟我合作，实际上不过是想利用我的渠道帮他走货。等他的渠道建好了，第一个要踢开的人就是我。”
他看着纪安澜，目光里有醉意，更有清醒：“我需要一个信得过的人，帮我看住这边。”
“你凭什么觉得我信得过？”
“因为你恨他们。”秦啸山一字一顿地说，“你恨白绍祺，你恨杜景辉。你比我更想让他们死。”
这句话像一把刀，精准地刺进了纪安澜心里最柔软的地方。
她没有说话。
秦啸山站起来，绕过书桌，走到她面前，弯下腰，用一种带着酒气的、低沉的声音说：“留在我身边，帮我做事。等时机成熟了——我帮你把白绍祺和杜景辉连根拔掉。”
纪安澜抬起头，看着秦啸山那张近在咫尺的脸。
这个男人是她的仇人。十四年前，是他策划了那场毁灭她人生的阴谋。可如今，他却在向她伸出援手——不，不是援手，是交易。他想利用她来制衡白绍祺和杜景辉，而她需要借助他的力量，从这滩烂泥里爬出来。
敌人的敌人，就是盟友。
哪怕这个盟友，同时也是她的仇人。
她伸手，拿起了桌上那颗真正的金瓜子。
真的那颗，握在手心里的感觉跟赝品完全不同——更沉，更滑，像是被无数人抚摸过很多年而变得温润如玉。她把金瓜子紧紧握在手心里，握到边缘的花纹在掌心留下了清晰的印记。
“成交。”
她听到自己说出了这两个字。
窗外传来遥远的海浪声，一下一下地拍打着海岸，像是某种古老而沉重的战鼓，在为一场即将到来的战斗擂响了序曲。
秦啸山直起身，满意地点了点头，转身走向书桌后面的酒柜，给自己又倒了一杯。“明天开始，你跟着我。我做什么，你看着学。该你上手的时候，我不会手软。山啸帮不养闲人——你想留下来，就得证明你值这个价。”
纪安澜站起来，握着那颗真正的金瓜子，朝秦啸山的方向微微点了一下头，然后转身走出了书房。
回到房间之后，她关上门，靠在门板上，把那颗金瓜子举到眼前，借着窗外的月光仔细端详。
悟明禅师亲手刻制的万字符和那个“明”字，在月光下泛着温润的微光。
十年了。
这颗护身符，终于回到了她手上。
她把它攥在掌心里，攥得很紧很紧。
然后她做了一个决定——她找了一条细链子，将金瓜子穿好，戴在脖子上，把那颗赝品项圈取下来，收进了抽屉的最深处。
从今往后，她不再是任何人的奴隶。
一切都会不一样了。
黑暗中，金瓜子在纪安澜的锁骨处散发着隐隐的光芒。那光芒并不炽热，也不耀眼，像是一点埋在灰烬下的余火。
等待着，有朝一日重新燃成燎原大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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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