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易公开课上看到一位名叫Toni mac女士的演讲《一名性工作者的诉求》。她在演讲中讲到性工作者面对的虐待，伤害甚至暴力。
“一名性工作者在工作中受到暴力伤害，客人反而会威胁“你们不会报警，因为你们也是违法的。””她说。“我们都是实实在在的人，都有着复杂的过去，对那些过去有着复杂的反应，我们的诉求并不复杂，只要安全的工作。”这位名叫Toni mac的女士令我震惊和困惑，震惊的是她的坦然和勇气。困惑的是那么谁来给予安全而避免侵害。
早在我国古代春秋时期由齐国宰相管仲开设中国最早的妓院――官妓。清朝娼妓达到繁荣时期。不光我国如此，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有着长盛不衰的性工作历史。而今天，即使有法律的禁止，伦理道德的压制，我想恐怕也无法使性工作这一职业从人类彻底消失。在国外有些国家性工作合法化，像荷兰和德国，但是在合法化的同时也做出了诸多限制。德国限定工作时间和地点，而且还有缴税（每晚6欧元），缴税后才可在街头拉客。如果超过限定的工作时间还有交罚款。有些性工作的收入并不高，这样一来反而入不敷出，加重负担会选择继续卖春。这反而与立法的初衷相悖。也有些国家像法国和英国，嫖娼是合法的但不允许开妓院或站街。这就意味着单独行动，在黑暗的能避开危险的地方拉客，这样很容易遇到袭击。如果她们冒险在街上拉客，还要躲避警察的逮捕，一旦被抓要交罚款会留下犯罪记录。实际上很少有人愿意雇佣这样的人，她们只能继续这样的职业。更何况那些没有法律保护的国家。
人们对性工作的歧视不仅来源于社会道德，在人们看来性工作更容易传染像艾滋，梅毒这类传染病。这只会加重性工作所谓的罪恶。我曾经在一家医院检验科实习，这家医院与警察方面有合作，警察抓到的违法人员会送到医院做体检。那天带来有十三四人，全是年轻女性，年龄大约在19到25岁。她们都留有长发，低着头，面部尽管化妆但难掩疲惫，恐惧甚至孤独。我当时有点害怕，第一反应告诉我他们可能携带某种传染病，我反复几次洗手，甚至像看怪物似的看她们。现在，我为当时的行为感到后悔。她们在隐蔽的打压的环境下工作，加之客人的无理要求和侵害行为，她们的健康受到威胁。当疾病发生在她们身上时选择就医（也未必得到公正客观的对待）或是就此下去。她们都不得不忍受痛苦甚至死亡。在我看来因为她们工作原因反而会更注重这方面的防护，如果给予健康支持和安全保护，她们在工作中有权利说不，也许传染病会更有利于预防。
性工作的数量取决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当数量达到饱和，性工作的价格会下降，个人所得少，那么性工作不能再解决经济需要。并且有一部分性工作者是贫穷的人，如果社会上出现更多福利和就业机会，她们可能会转行，因为她们只是迫于生计，看着饥肠辘辘的孩子，看着支离破碎的日子，她们迫于选择这样一份职业。这并不代表道德低下。也许这不是压制和禁止所能改变的。
现在，我理解那位勇敢的名叫Toni mac女士的诉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