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学习第118天《万章下 凡九章》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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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宫锜问曰：“周室班爵禄也，如之何？”

孟子曰：“其详不可得闻也。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轲也，尝闻其略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达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天子之卿受地视侯，大夫受地视伯，元士受地视子、男[。大国地方百里，君十卿禄，卿禄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次国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禄，卿禄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小国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禄，卿禄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耕者之所获，一夫百亩。百亩之粪，上农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为差。”

字词注释

[1] 北宫锜（qí）：卫国人。

[2] 班：排列。

[3] 不能：不足，不到。

[4] 视：比照。

[5] 元士：即上士。

[6] 粪：动词，施肥耕种。

[7] 差：等级。

译文参考

北宫锜问道：“周朝排列爵位和俸禄的等级，是怎么样的呢？”

孟子说：“详细的情况已经不得而知了。诸侯嫌那些等级制度对自己不利，把有关的文献记录都销毁了。但是我也曾大略地听说过一些。天子一级，公一级，侯一级，伯一级，子、男共为一级，一共是五个等级。君一级，卿一级，大夫一级，上士一级，中士一级，下士一级，一共是六个等级。天子所辖土地方圆一千里，公侯都是方圆一百里，伯是七十里，子、男都是五十里，一共是四个等级。土地不到五十里的，不能直接依附于天子，只能依附于诸侯，叫做附庸。天子之卿所受的封地与侯相同，大夫所受的封地与伯相同，元士所受的封地与子、男相同。公侯大国土地方圆百里的，其君主的俸禄是卿的十倍，卿的俸禄又是大夫的四倍，大夫是上士的两倍，上士是中士的两倍，中士是下士的两倍，下士的俸禄则和做官的平民一样，但是所得俸禄也足够代替他们耕种的收入了。稍小之国土地方圆七十里的，其君主的俸禄是卿的十倍，卿的俸禄是大夫的三倍，大夫是上士的两倍，上士是中士的两倍，中士是下士的两倍，下士的俸禄与做官的平民一样，但是所得俸禄也足够代替他们耕种的收入了。小国土地方圆五十里的，其君主的俸禄是卿的十倍，卿的俸禄是大夫的两倍，大夫是上士的两倍，上士是中士的两倍，中士是下士的两倍，下士的俸禄与做官的平民一样，但是所得俸禄也足够代替他们耕种的收入了。种田人的收入则是一户耕种一百亩。一百亩地经过施肥耕种，上等的农民可以供养九个人，稍差的可以供养八个人，中等的可以供养七个人，再差一些的可以供养六个人，下等的可以供养五个人。做官的平民，他们的俸禄就是按照这个标准来划分等级的。”

核心内容解读

      北宫锜向孟子询问周代爵禄制度的细节，孟子坦言由于诸侯的破坏，那些记载着制度细节的典籍早已被诸侯销毁，已不可考，但即便只剩残章断简，他仍为我们勾勒出一个等级分明的政治秩序图景。这是周王朝维系天下秩序的核心框架：一套以爵位、封地、俸禄为经纬的层级体系，从天子到庶民，层层相扣，构成了古代社会运行的骨架。这段对话不仅是对历史的追述，更是孟子政治思想的投射。

        首先是爵位，这是名分的阶梯。周室的爵禄制度，立基于清晰的等级划分。在天下层面，是"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的五等诸侯制。天子居首，如同北斗星维系着众星运转；公侯伯子男则依等级分居四方，形成"众星拱月"的政治格局。而在诸侯国内部，又有"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的六等体系，从国君到基层官吏，构成了治理的毛细血管。

        这种金字塔式的结构确立了天子至高无上的地位，同时也为诸侯间的权力关系划定了界限。天子掌天下，诸侯治封国，卿大夫辅政，士执行具体事务——每个等级都有其对应的权责边界。正如古人所言"名不正则言不顺"，爵位的划分，本质是为了让天下人各安其位，各尽其责。

        在官职方面，孟子列出了六等：君、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这种细致的划分反映了周代官僚体系的成熟程度。每一等级都有其明确的位置与职责，构成一个稳定的行政架构。孟子的描述暗示，良好的政治秩序需要清晰的等级划分，这是维持社会运转的基础。

        封地则是权力的疆界。爵位的高低，直接对应着土地的封赏，这是周室制度最实在的支撑。天子直辖千里之地，如同大树的主干；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则是向外延伸的枝干。那些不足五十里的小族，不能直接与天子相通，需依附于诸侯，称为"附庸"——这恰似枝干上的细枝，虽弱却仍连于主干，确保了天下疆域"大小相属"的整体性。封地制度则更加直观地体现了权力与资源的分配原则。这种地理空间的划分不仅仅是领土问题，更是政治影响力的直接体现。

      即便是朝廷官吏，其封地也有明确参照：天子之卿封地堪比侯爵，大夫堪比伯爵，元士堪比子男。这种"官爵与土地挂钩"的设计，让权力有了具体的依托，也让治理半径与能力相匹配——百里之侯难以驾驭千里之地，七十里之伯也不必承担过重的责任，尺度之间，藏着古人对治理效能的深刻理解。

      如果说封地是对贵族的物质保障，那么俸禄制度则更细致地规范了整个社会的分配秩序。孟子笔下的俸禄体系，透着鲜明的层级逻辑：大国之中，君禄是卿的十倍，卿是大夫的四倍，大夫是上士的两倍，以此类推；次国、小国的差异仅在卿与大夫的倍数（三比一、二比一），其余层级皆保持"倍差"。这种稳定的倍数关系，如同精密的齿轮，让整个社会的分配机制有序运转。孟子特别指出，最低级官员的俸禄应"足以代其耕"，这体现了他对基层官吏生计问题的关注。

      最后，孟子将目光投向最底层的农业生产者，描述了"一夫百亩"的分配标准和不同生产能力农夫的供养能力差异。这一细节至关重要——它提醒我们，整个爵禄制度的大厦最终建立在农业生产的基础之上。庶人在官者的俸禄也以这种生产能力为标准分级，显示出制度设计中对经济基础的尊重。

      孟子对周代爵禄制度的追述，实际上是在构建他心目中理想的政治秩序。这种秩序的核心是"分"与"序"——社会各阶层各安其位，各得其所。每一等级都有其明确的权力边界和物质保障，从而形成稳定的社会结构。值得注意的是，孟子在描述中始终保持着对底层民众的关注，无论是"禄足以代其耕"的标准，还是对农夫生产力的细致区分，都显示出他的民本思想。

      这段文本的价值不仅在于它对周代制度的记录，更在于它反映了孟子对政治秩序的理解——一个良好的社会既需要明确的等级划分，又需要合理的资源配置；既要维护权威结构，又要保障底层生计。这种平衡的智慧，对后世思考政治问题提供了重要启示。

背景知识介绍

孟子思想之政治思想（四）（节选）

        其三，王霸之别，别在执政方式。孟子认为王道执政，爱民，保民，养民以惠，所以治政措施都为解决民生疾苦，文王治政即是以仁政推恩于民。

      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文王治理岐山，不仅力保农民、官员、商人、渔民的利益，对于鳏寡孤独等弱势群体，更给予了特殊关怀和照顾，所以才引得天下万民欣然归往。而战国诸侯尊崇霸道，执政漠视百姓苦难，“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又横征暴敛，以虐政害民，“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百姓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邹国与鲁国发生冲突，邹国官员死了三十三人，可是邹国百姓没有一个为他们死难，甚至都无人出手相救，邹穆公非常气愤，然而“诛之，则不可胜诛”。孟子解释其中原因，说：

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

        百姓之所以眼见自己的长官战死而无动于衷，实因为这些长官平时苛待于民，民不“亲其长”，自然不会“死其上”。王道是民本德政，霸道是强权力政。

        其四，王霸之别，还别在战争出发点。孟子认为王道之战，是为解救百姓于危难，是救民的义战、仁战，就如商汤伐葛：

《书》曰：“汤一征，自葛始。”商汤以仁义之师诛伐暴君，使百姓重获新生，因此百姓无不翘首以盼。霸道之战，则是以力威服天下，春秋五霸“搂诸侯以伐诸侯”，被讨伐的诸侯不一定有罪，也并非全都与这些霸主作对，只因不幸成为霸主创霸路上碍眼的绊脚石而必须搬走，有时可能完全就是霸主借打击他们以向天下立威而已，孟子对春秋战争的评价是“春秋无义战”。与春秋争霸相比，战国战争更重在兼并，“春秋时代战争的主要目的在于争霸，战国时代战争的主要目的在于兼并”，其战争也更为残酷。当时齐国伐燕国，就是为了兼并燕国，而非拯救燕民。

齐国此举不仅遭到燕国人群起反抗，而且招来其他诸侯国联合反击，最后齐宣王只能说“吾甚惭于孟子”，悔不听孟子的建议。梁惠王为了争夺土地城池，不仅“糜烂其民而战”，惨败之后，不知止，又“驱其所爱子弟以殉之”，“长子死焉”，所以孟子痛斥梁惠王“不仁”。在孟子看来，王道之战是为民而战，所以得民心；霸道之战为争霸而战，不顾百姓生死，故而失民意。

其五，王霸殊异，别在最终结局。孟子多次说：仁者无敌，自信以仁政平治天下，治天下易如反掌，甚至可以“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即便是小国，也能由此一统天下，他说：“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王道以德平治天下，人们心悦诚服，就会踊跃前来，欣然归顺，“沛然莫之能御也”。孟子甚至给出了推行王道、统一天下的时间表，他说：

师文王，大国五年，小国七年，必为政于天下矣。

王道不仅可以统一天下，而且可以长治久安，江山永固，三代圣王之政就是很好的证明；反之，霸道以力威慑天下，只能控御天下于一时，却不能统一天下至长久。他说：“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与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依照战国时诸侯国君以武力杀伐为事的做法，即使把整个天下交给他们，江山易主必然会是转瞬之间的事情。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孟子所言绝非夸大其辞，耸人听闻，秦国虽然仗恃强大的军事实力，横扫六国，混一海内，然而短短二十多年间，秦王朝就灰飞烟灭。由此可见，霸道可以得天下，却绝对不能守天下而至长久。

其六，王霸之别，还别在政道是顺从兽性，还是依从人性。如前所述，孟子论人性是将人与禽兽比较而言，认为人与禽兽有相同的特性，即食色之欲，这就是兽性；然而人还有与禽兽不同的独有特质，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就是人性。人其实就人性与兽性的混合体。依据孟子思想，执政者无非只有两种主要的选择形式，一种是顺从物欲，依从兽性，实行“率兽食人”的“暴政”；一种是顺从“四心”，本诸人性，实行“保民而王”的“仁政”。“他的‘人性’与‘兽性’的对立，实际上暗示的是‘仁政’与‘暴政’的对立，‘王道’与‘霸道’的对立。我认为，假若我们不把孟子的人性论视为一般的人性论，而具体地视为政治人性论，我们就会看到，正是在这里，孟子才开始了自己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创造，才真正开拓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文化领地。”

经过孟子对王霸的深入辨析，王霸成为两种截然对立的政治路线，王道是统一天下的理想模式，王道是善政，霸道是恶政。孟子立场鲜明，尊王黜霸。“王、霸早在春秋时期已提出来了，其后孔、墨也都使用过王、霸概念。在孟子之前，王与霸并没有明显的对立，只是在政治上有所区分，王指统一的君主，霸指诸侯扮演了王的角色。王与霸都是被肯定的。王与霸没有政治路线的含义。在中国历史上，最先把王与霸作为不同的政治路线概念而使用的是孟子。”而孟子崇王弃霸，实因周天子既无力约束诸侯，且自身已如强弩之末，而秦、魏、齐、楚等诸侯则有席卷天下之势，故审时度势，主张“以德行仁者王”。这是孟子在政治上不同于孔子之处，因为孔子尊崇姬周，故而致力于“正名从周”，孟子则要为天下寻找一位真正的新王，“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不论姓氏，只要能救民于水火，就是统一天下之王。孟子希望未来的新王以德王天下，而不是以力霸天下，因为以力霸天下，江山不会长久，百姓又会重陷战火之苦，再遭兵燹之灾。“孟子深察世变，急思拯民，其所想望者非周室之复兴，乃新王之崛起。”孟子希望以良善的政治引得天下归往，而不是以暴力威慑天下屈服。

（未完待续）

参考资料

《先秦汉唐孟学研究》，周淑萍，中华书局，2020年10月

《孟子通释》，李景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11月

《孟子新注新譯》，杨逢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4月

《孟子译注（简体字本）》，杨伯峻译注，2008年12月

《孟子（中华经典藏书）》，万丽华 蓝旭 译注，中华书局，2016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