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毯作为软质铺地材料，是一种世界性产品，拥有其悠久的历史，各个国家均有使用。我国及世界许多国家都有各自不同历史。中国地毯以其独特优良的品质，精湛的技术，秀美的图案著称于世，成为世界地毯家族中的重要成员。而中国地毯业已成为大宗出口产品之一，它把东方文明传播到世界各地，把舒适和温暖带到四面八方。

地毯的由来

在了解中国地毯历史前，我们首先要明确什么是地毯。从广义上解释，是泛指建筑内外地面上的软质的覆盖物、铺垫物、铺设物。它包括了一切材质、组织方法、工艺制作和图案设计的地面材料。

人类使用地毯的历史，大约可追溯到数十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人类的祖先经历了一次变革，告别了与动物为伍的生存环境，开始了使用工具、创造工具的生活。

为了适应环境的变迁，我们祖先会在洞穴中潮湿坑洼的地面上铺垫一些干草、树叶、羽毛、兽皮等，用以驱寒、保暖、防潮。在手工搓绳、编织的过程中，为了加捻，出现了石制、陶制的纺轮、纺垂。人类开始用天然纤维编结，编织成各种软质织物。其中包括地毯的前身——地面敷盖织物，又名地衣。

地毯这一实用手工艺品，在伴随着人类文明发展时，也同时伴随着宗教、巫术等意念活动，成了某些宗教活动的祭祀用品。远古人类对大自然缺乏科学理解、制服环境能力不足，崇拜一些未知物体，宗教和巫术应运而生，地毯很快与宗教活动结合。如:天方夜谭中的魔毯，后来的拜垫、祈祷毯、庙宇的柱毯等。

中国地毯的历史

中国地毯的生产技术过去曾认为是由波斯传入的，但是1960年在青海省都兰县一个古代建筑的遗址中，出土了一块古老的“8”字扣毛毯残片打破了这个结论，毛织物残片的出现向人们宣布，中国地毯生产历史起码有数千年之久。

商周时期

商周时期社会环境相对稳定，手工业发展较快，是我国纺织史上原始的手工纺织形成时期，出现了专门的纺织业和缝纫工业，地毯也因此飞速发展。

从那时起，我国劳动人民已能使用从矿石、植物中提炼出来的染料对织物进行揉染、浸染，如使用茜草、靛蓝、皂斗、紫草、绿矾等染料，对毛、丝等动物纤维进行酸性媒染，对野生的植物纤维则直接用染料进行染色，这些技术为手工地毯中羊毛绒纱的着色奠定了基础。

随着织造技术的日趋完善，人们还掌握了对羊毛纺纱初加工技术，生产出各种精细、色彩丰富的毛织品，从历史条件看，当时已具备了生产地毯的必要属性

秦汉时期

秦始皇吞并六国一统天下，书同文，车同轨，修直道，增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经济得到快速发展，手工业也得到长足进步，出现了织机与马蹄结编织法，使得手工地毯的编织工艺有了比较完整的体系。

进入汉代，我国疆土辽阔，政治相对稳定，经济繁荣，文化事业发达，对外交流广泛，对后世影响深远。得益于丝绸之路的开通，地毯业也同其他手工行业一样，向西域出口，出现第一次繁荣。

到东汉时，中国毛织技术在组织结构上有所发展，西域手工地毯制造工艺也经过波斯、印度一起传入东汉，与本土工艺融为一体，使得本土地毯多了几分异域风情。技术上，出现了纬重平组织法、通经回纬缂织法和栽绒织法。新疆民丰尼雅东汉遗址出土的人兽葡萄纹瀱[jì]、蓝色龟甲四瓣花纹瀱和彩色毛毯就是这时期的代表产品。人兽葡萄纹瀱由两组黄色经线和两组黄绿色纬线交织成为纬二二重组织纬纱：显花织物，花纹清晰，图案具有当地民族风格。

新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利用不同色彩的毛纱，按照所设计的图案花纹，织出表面有绒头材料，与地毯组织相类似的毛毯，这种织物在少数民族中被称为瀱、褐、氍毹、氍氈、毛席、毛褥等。东汉初杜笃在《边论》中说:“匈奴请降， 鼎勋褥、帐幔、毡裘、积如丘山。”清朝陈元龙在格致镜原卷二七引《东观汉记》:“光武出城外， 下马坐氍低上。”《北堂书钞》记载:班固给班超信说:“ 月氏氍影，大小相杂，但细好而已。

这里有一个细节需要注意，秦汉以来的书籍、诗词中，一般都把地毯称为“毹甄”（ 声榻登，毛织物，地毯之类，其细者为氍氈）和“氍毹”(《广韵十虞》“氍”下引《风俗通》：“织毛谓之氍毹”）。如氍毹，毛织毯的泛称，在古代是专指栽绒毯的。由于能氍、氍毹等大都是彩色或织有花纹图案的毛织毯，所以也把它统称为“鹿毛茸毛”。但大部分著作中，常把氍毹和毡相提并论。如乐府《陇西行》中说：“好妇出迎客，颜色正敷愉。伸腰再拜跪，问客平安不？请客北堂上，坐客毡氍毹。”又如张衡诗《四愁》诗中说：“美人赠我毡氍毹”之句等。

这里氍毹和毡的功能是相近的，它是一种供人坐卧的毛褥。我们认为氍甄是铺地的一种毛织物，氍毹是供坐卧的铺垫毛褥。此称谓一直沿用千年，到唐代仍用其名。

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地毯的工艺也逐渐完善。地毯原料，特别是毛料的质量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出现了许多新的品种，产量上也有了提高。这时的地毯代表为新疆和田毯。同时，由于佛教的发展，也逐渐出现了佛教毯与人物毯。

隋唐时期

隋文帝时有“西域诸番，多至张掖，与中国交市”。促进了内地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交往。为了加强对东西贸易控制，促使版图统一， 隋朝政府命令吏部侍郎裴矩“掌其事”。

搭乘着大唐盛世的大船，地毯行业也正式步入繁荣时期。

盛唐时期，官府设立织毯的专门作坊，宜州(即安徽宜城县)已能生产巨型铺殿丝毯，山西太原生产的羊毛地毯也很著名。传统手工地毯不但成为达官贵人、宫廷帝皇的消费品，也广泛应用于宗教，手工地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地毯编织技术也从西域等地进入北京、天津，最后汇入中原地区。形成了做工精细、色彩均匀、质地优良、独具民族特色和地域风格的古代中国地毯艺术。为此，政府还设立了“毡毯使”，专门负责管理地毯业的生产。这是政府官方首次直接参与管理、经营地毯业发展，也是地毯业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

随着技艺的传播和人们日常生活的改变，地毯的性质也在改变。而以御寒为主的地毯价值也悄然发生着变化。

唐朝时，诗人白居易离开长安，回到老家渭南金氏村为母亲守孝时，曾经写诗给朋友张殷衡，描述自己的村居生活，其中有“药铫夜倾残酒暖，竹床寒取旧毡铺”之句，可见他为了防止村舍竹床的寒冷，在回老家时特地带上了保暖的毡垫。年轻时的杜甫并没有白居易准备周到，他在东游齐鲁时因为没有带毡毯，到了秋天只能感叹“晨朝降白露，遥忆旧青毡”。

当然毡垫也不是人人都有能力置办得起的，杜甫曾作诗嘲戏朋友郑虔，说他“才名四十年，坐客寒无毡”，郑虔曾长期在国子监担任博士，却没有钱置办毡毯，冬日家中来客必须坐在冰冷的椅子上，的确相当贫寒。

“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这句诗，从侧面描述出了地毯的功用已经摆脱了最初御寒的目的，进而演变成为装饰、富贵、权利的代名词。曾有记载唐朝皇帝把地毯用于邦交，作为礼品送给日本女皇，地毯成为国礼中的重要角色；边塞诗人岑参所吟《玉门关盖将军歌》、敦煌莫高窟的壁画艺术中，唐代著名画家孙位《高逸图卷》中文人雅士端坐毯上，谈古论今，讲学布道等等。

可见当时纺织技术的精湛。地毯在中原的使用更普及，有这样的记载：

岑参在跟随封长清出塞来到新疆轮台后，写下《首秋轮台》一诗，诗中有“雨拂毡墙湿，风摇毳幕膻”，其中“毳幕”即是动物皮毛制成的门帘。相对而言，将军所住的主帐保暖措施更为完善，在岑参作于同时的《玉门关盖将军歌》中，“暖屋绣帘红地炉，织成壁衣花氍毹”，盖将军的主帐里不但有炉火和帘幕，连帐篷的四壁都挂上了毛毯。

皇宫和豪富巨贾的厅堂内，毛毯、氍毹也都是不可缺少的装饰品。这标志着地毯从游牧民的毡房里走入权贵宫中。

新疆地毯是中国地毯的代表，而新疆和田地区地毯更是臻美，借着地毯盛行之风，和田地区也成为了中原、中亚、欧洲交流的重要驿站。

精湛的新疆和田地毯工艺深刻影响了中亚地毯，藏毯，中原地区在学习了新疆栽绒地毯后还创造了蚕丝编织的丝织毯。丝织毯与和田地毯齐头并进，开创了地毯行业的新纪元。

宋元时期

传统手工地毯倍受青睐，政府机构全权接手管理地毯行业，此时地毯针法多样，颜色素雅。建筑、室内环境设计得到了很大发展，起居家具逐渐普及。我们可以从当时十分繁荣的宋代绘画找到见证，如宫廷画家陈居中的《文姬归汉图》，张择端的不朽名作《清明上河图》，宋徽宗赵佶的《听琴图》，等作品可以看到宋代王宫贵族、学者儒生、历史人物、的场面，人物、已明显地与壁衣有了区分，显示了地毯的功能。家具的使用，地毯功能的确定，成为宋代地毯的特点。

作为地面装饰，中原地区的图案纹样逐渐成为主要内容，与环境相协调，促使地毯图案汉化，为后来的北京式地毯图案和彩花式地毯图案的形成和发展做了铺垫。一九六六年浙江省兰溪出土了一条棉毯，它长2.51米，宽1.8米，为平纹组织，两面起绒，且平整厚实。经过鉴定，所用的材料为草棉纤维。这条棉地毯是南宋织成的，是迄今为止所知最早的棉毯。

正是因为最高统治者的生活习惯与喜好，及宋代开始家具的普遍使用，地毯一词开始出现，最早见于《元史》。《元史.世祖皇后察必烈传》中记载:“宣徽院， 羊儒皮置不用，后取之，合缝为地毯。”这里讲的是铺地的羊皮，而不是栽绒毛地毯。但是，元代时也有关于用羊毛线织成的地毯记载。

元代时期，蒙古贵族成为我国的统治者。由于蒙古人素有铺挂地毯的风俗习惯，因此，当时对各族织毯的需要量也就随之大大增加。元朝皇帝下诏令，让各地编织各种毯。仅泰定年间几年之内，皇帝八下诏令织制毡毯，织制地毯三十多条，总计几万尺之多，尺三千四百五十九尺”。这些记载充分说明元代织毯规模之巨，面积之大都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朝代。

元代地毯羊毛用量较多，所之地毯厚度大。常用青毛为配色，其他颜色均用植物和矿物染料染色，配色古香古色。染色时添加矾、碱、醋和草灰等，颜色牢固经久不褪色。但质地较粗，工艺欠佳。

《大元毡罽工物记》是我国第一部专门记载地毯业的书籍。此书记载了详细的羊毛种类、数量、染料及助染剂的品种、数量等，又注明了大小规格及用料。看来，这种地毯即彩色的毛织毯，因为用它来铺地，人们习惯称它为地毯，至此地毯一词出现了。

另外，人们常常喜欢采用这种厚且柔软，富有弹性的栽绒毯铺地，因此，地毯也就逐渐演变成为专指拴扣结编织的栽绒组织的毛织毯了。

明清时期

明代是中国历史上急剧变革的时期。国家的繁荣使得地毯进入第二个发展期。

建国初期，朱元璋为安定社会秩序,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并使宋元以来已有相当基础的手工业，得到恢复和发展。使商品经济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在这一时期，地毯进入百姓人家。官方设立地毯作坊，收藏精美的地毯作为身份象征。

明式家具是我国古典家具的代表作，以造型简洁，选材精良闻名遐迩。家具的广泛使用促使地毯在材质、织造工艺和图案纹样各方面更为成熟。唐宋以来的政府设立了“毡毯使”，负责掌管当地的地毯生产，明朝也接管了元大都的官营织毯机构，设立相应机构。并为紫禁城织造了一大批精美华丽的宫廷毯。明代已出现了使用棉纱作经、纬线，栽羊毛绒头编织的地毯。地毯的生产中心由新疆等地几经东传，至宁夏、甘肃、蒙古一带，而后在中原、江南等都有出产。

丝毯、丝毛交织毯和盘金银毯是明代出现的地毯新品种。我国盘金银毯是在波斯的织金银毯的基础上，结合本地的织造技艺形成的新品种。这种地毯以金银光泽的空地衬托着各种彩色羊毛，丝栽绒的花纹，呈虚的空地、实的花纹。

枝桠、蔓茎、卷叶等有时甚至代替了几何纹饰或与几何纹饰相互穿插。

以榆林等为发祥地的“白五蓝”地毯，保持并发扬了“明青花”瓷的色彩与造型特色，至今仍是我国地毯艺苑中一朵独具风格的奇葩。纹样中弧线与直线，刚与柔的对比，增加了活泼生动的审美趣味。

在十七、十八世纪的明末清初，中国手工地毯制造工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且消费多在宫廷和寺庙中。在许多国家将这一时期生产的地毯当作永久收藏品。

到了清朝，清统治者由于长期牧猎生活习惯的延续，对于毡毯的使用也由于满族皇室的喜好，而受到重视。到了乾隆年间，由于新疆、西藏、蒙古等地向清政府进贡的地毯鲜艳悦目，富丽堂皇，引起了皇宫贵族的重视，于是在北京彰义门报国寺里设立“地毯讲习所”，大规模地编织地毯，培训编织地毯的技艺人员，为清统治服务。

不同于唐宋的“毡毯使”专门负责管理地毯业的生产，“地毯讲习所”是历史上第一次设立专门传授地毯技艺的机构，是著称于世的北京式地毯前驱，也是清代地毯业发展的标志。这样一来，西北地毯的编织技艺便逐渐传遍全国各地，促使我国内地的织毯事业大大发展。

不仅如此，清贵族们信奉着喇嘛教，曾修建了许许多多大小庙宇。庙宇里色彩庄重、制作宏伟的巨幅地毯，活佛大喇嘛莲台的靠垫。同时陈设了大量的柱毯、门帘毯、坐垫毯等，成为促进地毯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也是清代地毯的特色，做工精良，图纹华丽，镂文错采，灿烂夺目

近代时期

鸦片战争之后，经济与社会发展停滞甚至倒退。手工地毯行业也受到极大的冲击，质量与产能大不如前，进入了衰退期。列强们肆无忌惮地加紧对中国人民的盘剥，原有的家庭手工业和民族工商业经济，很快衰败下来，不得已依附外国资本主义经济。这个时期的手工地毯行业也有着巨大的改变，民间画师及染织匠人对地毯图案进行设计并使用化学染料，使京式地毯在图案、色彩、工艺三方面逐渐发展成熟，形成了独具艺术风格的京式地毯。

随着时代的发展，手工地毯逐渐转向机织或是半手工（枪刺胶背地毯），我国知名的地毯制造公司有海马，太平，佩尔等。目前，中国地毯行业在世界中仍有一席之地。

名毯与文化

讲完了历代的地毯发展后，自然少不了一些名毯的介绍和它们特有的文化。清代以后，地毯逐渐形成京式、彩花式、素凸式和美术式等四种传统的图案构成。

北京式地毯

在前文的宋，清时期我们有提到过京式地毯，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京式地毯。

京式地毯其实是北京式地毯，也称燕北地毯，晚清又称东陵地毯，约起源于清中期。在乾隆年间的“地毯讲习所”中由西北各族技艺高超的匠人“番和尚”( 指甘肃等地的织毯僧人)，来京传艺，传播了大量西北的传统地毯织造技艺。另外，宁夏地区地毯技艺也东传到京、津地区。民国初年，外国商人从西北购进大批甘、宁、蒙、青等地出产的地毯(其中有古旧地毯)，于出口前在京、津等地复制。这些原因都促使北京式地毯的织造工艺的日益成熟，逐渐形成它的特色。

在清三代，由于满清皇朝的最高统治者对艺术的钟爱，同时受到国际艺术潮流（巴洛克，罗可可风格）的影响，繁杂琐碎和仿古之风盛行。在地毯图案纹样上大量的传统纹样的融入，形成了精致豪华、镂金错采、富丽堂皇的风气。这在另一层面上丰富发展了中国地毯的工艺和文化。

京津地区的织毯业，从乾隆年间以来得到较大发展，京式工艺，图案也日趋成熟。光绪二十八年（1902），北京式地毯在美国圣路易斯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上荣获一等奖。从这时候开始，京式地毯由内销转为以外销为主，成为一项重要的出口货物。外销刺激地毯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民间画师及染织匠人参与地毯图案的设计和化学染料的使用，促使京式地毯在织毯、色彩、工艺三方面逐渐发展成熟，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西北地区大多信奉伊斯兰教，根据教义，没有偶像崇拜，故该地区的手工艺品很少绘制、雕刻、编织、刺绣有人物形象的作品，图案多用几何纹。在新疆的和田、莎东、咯什形成了三大织毯中心。

新疆出产的大批优质地毯，由西北运往中亚和欧洲，同样在京津、中原及长江流域出产的富有民族特色的地毯依然大量出口，被称为“东方高级艺术毯”而争相购置，被美、英、法、德、日等国的博物馆和一些私人藏家收藏。

解放后，我国兴文化重工艺，人民政府大力扶持北京工艺，使得北京式地毯艺术得到了恢复。同时，机械的引进使古老的制毯工艺有了新的发展，地毯的设计既继承了传统图案又吸收中国织锦等艺术文化的精华，设计出了汉宫式、古纹式等新式图案，以绝美的工艺、新颖的题材再次吸引了海外大批订货。此时成立了第一地毯厂，北京式地毯也正式融入百姓家庭。

彩花式地毯

彩花式地毯。它俗称八大绣，是京式地毯图案的延伸与发展，其构图与京式图案有较明显的区别，多数为无线道连续纹样或反复换连续纹样，图案活泼自由，以花卉、龙凤、八仙、八宝、博古等纹样为主。它也是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形成的。由民间画师借鉴中国画中工笔花鸟画的技法而成，以自然写实的花枝、花簇如牡丹、菊花、月季、松、竹、梅等为素材，运用国画的折枝手法作散点处理，自由均衡布局，没有外围边花。

在地毯幅面内安排，二枝或三、四枝折枝花，多以对角的形式相互呼应，毯面空灵疏朗，花清地明，具有中国画舒展恬静的风采。它突破了单纯的均衡，采用了对角花枝的不对称的构图，倾向于工笔写实的技法，同时运用了晕染色的新工艺，从而具有清新活泼、秀丽生动的风格。

彩花式地毯构图灵活，富于变化，有时花繁叶茂有时仅以零星小花点缀画面，有时也可添加一些变化图案如回纹、云纹等作为折枝花的陪衬,增加画面的层次与意趣。彩花式地毯图案色彩自然柔和，明丽清新，花卉多采用色彩渐次变化的晕染技法处理，融合了写实风格的情趣和装饰风格的美感。地毯织成经片剪后更显得细腻传神，栩栩如生。

素凸式地毯

素凸式地毯是一种花纹凸出的素色地毯，在单色无纹样的素色毯面上，用剪片工艺剪出花纹，凸出毯面，有浮雕效果，亦称“素片毯”。也有在织毯时用同色毛纱将花纹织得高出毯面约3毫米，经剪片加工，使花纹更为醒目、突出，色调单纯，素静雅致。

在构图形式上，与彩花式地毯相仿，也是以折枝花或变形花草为素材，采用自由灵活的均衡格局，多呈对角放置，互为呼应。由于花地一色，为使花纹明朗醒目，因此图案风格简练朴实。素凸式地毯常用的色彩是玫红、深红、墨绿、驼色、蓝色等。地毯花形立体层次感强，素雅大方，适宜多种环境铺设,是目前我国使用较广泛的一种地毯。

美术式地毯

美术式地毯。又称洋花型地毯，其织造与京式地毯工艺相同，这是在长期外销中形成的。美术式图案是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形成的。最初它是天津地毯洋行里的外国侨民试作，后来由中国人大量创作而成。

这主要借鉴了法国奧伯逊地毯图案的程式和表现方法，以玫瑰、郁金香组成的簇花为中心，以绳纹、卷叶纹等陪衬组成中心花簇，角簇花、花卉大边的构图形式，与西欧建筑、书籍装帧等有着共同的艺术特征。

但是，我国艺人在移植时，将玫瑰变成牡丹,光线明暗变成花叶接色，色按一、三，二、四间隔明度表现，富有立体感同时，又因为凸花，片剪等技艺而使主花更突出。具有浮雕花卉效果，成功地创造了辉煌富丽、明朗轻快的新风格。

感谢纹藏顾问缪维老师给予此篇文章的建议

参考文献：

杨光宇《中国传统地毯》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

《收藏中国地毯》中国商务出版社 , 2007.03

缪唯，王凯《中国工匠图案艺术》 中国纺织出版社有限公司，2022

杨光宇《中国手工地毯小史》中国长安出版社, 2015.01

徐俪成《像唐人一样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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