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的精辟与武断
王夫之《宋论》之《太祖卷》:
“夫宋祖受非常之命，而终以一统天下，厎于大定，垂及百年，世称盛治者，何也？唯其惧也。
统而驭焉者，素不知名之兆民也；所与共理者，旦秦暮楚之宰辅也；所欲削平者，威望不加之敌国也。一旦岌岌然立于其上，而有不能终日之势。权不重，故不敢以兵威劫远人；望不隆，故不敢以诛夷待勋旧；学不夙，故不敢以智慧轻儒素；恩不洽，故不敢以苛法督吏民。
而自唐光启以来，百年嚣陵噬搏之气，寖衰寖微，以消释于无形。”
王夫之的史论，向来都是以深入独到之见解，解读与解释历史，《宋论》、《读通鉴论》均是如此。比如在《宋论》开篇，王夫之在《太祖卷》就一针见血的指出:宋祖一统天下，垂及百年，何也?唯其惧也。
王夫之抓住“恐惧”这一关键的线索，以此解读与解释宋祖设计及宋王朝成为长期政权的根本原因。
王夫之认为，宋室（开国初期）德不及商周，功不过汉唐，宋祖统御旦秦慕楚之下属（陈桥的兵变，只不过是残唐五代无数兵变的重复与重演，甚少有人会想到这次兵变竟然终结军人循例兵变之痼疾，开启新一轮王朝更替）。
王夫之说:“宋祖正是因为威望不够，所以无法也不敢以诛杀手段对待功臣宿将（望不隆，不敢以诛夷待勋旧）；因为不学无术（宋祖是军人出身），（因此才）不敢轻儒（不敢以智慧轻儒素）……
王夫之最后说:“百年的杀戮与动荡，无形中消散（百年嚣陵噬搏之气，寖衰寖微，以消释于无形。）”而造成这一切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宋祖一直生活在“恐惧”的生存现状与心理状态之中。
王夫之对宋太祖的剖析，深入内心，其精辟正在于其“恐惧论”，但是，王夫之的“武断”，也恰恰在于此论点。
宋祖望不隆，固然是其以“杯酒释兵权”之温和手段解除功臣宿将之兵权的原因，但威望不够的雄主，另一种选择的路径，也可能是以内廷政治与特务政治，反其道而行之，进行大规模整肃（近现代称为“肃反”），不见得一定因恐惧而如履薄冰，战战兢兢。
宋祖不学无术，固然是造成宋祖因此重儒生、宋代因此重儒术的根本原因，但不学无术的雄猜之主，也可能直接导致另一种结果，即以大规模的统战与打压为手段，将学子视为潜在危险与潜藏敌人，宋祖因恐惧而重儒，但是换成是类似明祖式帝王，恐惧，往往是大开杀戒的直接诱因。
王夫之作品，细节见其精辟，结论见其武断。
王夫之的精辟，体现在其对情节与情景之窥探，彷如自己亲临与身处历史情景剧之舞台。比如:王夫之将司马懿篡魏，归咎于最初曹丕之托孤安排。曹丕临终将司马懿与陈群、曹真同列为曹睿的托孤大臣。王夫之一针见血的指出，曹丕的初衷，原本是希望司马懿和陈群联手，牵制亲王曹真（皇权之头号假想敌）。曹丕基于当年自己与曹植夺嫡造成的心理阴影与思维惯性，理所当然的视曹姓亲王（虽是皇室之拱卫）为皇权之头等威胁。王夫之此论可谓精辟。
但是王夫之作品的致命“硬伤”，就是王夫之的精辟，往往“到此为止”，接下来的阐述或结论，往往受限于武断。
由于王夫之对于历史情景的把握与剖析，以精辟破局，因此使得王夫之往往将破局之精辟，视为最初与最后之论点，例如王夫之在曹丕托孤的所谓“过错”，与司马氏篡魏之间建立关联性。这正是王夫之精辟背后的武断，而这种武断的历史理解逻辑，只能留待与交由诸如陈寅恪、黄仁宇之类的史学家，去完成接力与颠覆。
司马之篡魏，看似是因司马家族三代人锲而不舍，以宫廷式诡计夺权，但实则按照正常历史的路径与逻辑，东汉王朝之后的政权，原本就应该也只能是东汉的2.0版本，如晋王朝。
《晋书》中吴国遗民的不少言论与书信显示，曹魏政权虽然暂时稳定了北方的治安，但却是“畏威不怀德”之政权，很多政策（包括著名的唯才是举“三诏令”与九品中正制无不如此），均显示曹魏具有过渡政权的鲜明特征。
曹魏之篡汉，只是非凡的历史人物（曹操），纯粹依靠个人无与伦比的能力与付出，武断截停历史列车的结果，而历史的逻辑是:该发生的事情，迟早还是会发生（王夫之会武断的认为，曹丕的托孤或曹爽的失败是很关键的事件，但是陈寅恪与黄仁宇不会这么认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