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段时间，我常常站在“常人社会”与无声世界的边缘，审视天真并感慨——很多女孩是很漂亮的，一脸灵气，就是听不见，只能打手语；很多男孩也是很英俊的，却连手语都不会。于是我还是在想：语言的缺失到底影响了什么？（摘自“安顺日志”）
影响或许在于：这个貌似娇嫩的小男孩，在理发店干不下去了，来参加我们的培训。好好的理发为啥不干了？或许是沟通问题。
影响或许还在于，上面这九零后女孩，迫于各种原因，不得不来到并不情愿的“工厂”。
影响或许还在于下面这个“大厨”。
跟理发店不同，大厨不用跟客户直接打交道，为何还是来了当地残联主办的职业培训班？想必还是厨房内部人际出了问题。
笼统地说，由于语言的缺失，概念与词句受到限制，影响了思维发展，他们的社会化程度普遍较低，因此缕缕犯了“人事”而挫败。
然而大部分孩子还是对这份工作充满期待。首先是大工厂相对稳定，不比打零工，朝三暮四；其次是工厂给的福利还是很好的。
这是他们上工的第一天，我叫他们“新兵”。
手语是唯一的沟通工具，但“方言化”比口语要严重得多，不仅一村一寨手语有别，甚至某个人都有自己的手语，如果别人能懂并传播开来，或许就成为一个固定手语符号了。
但基本上，大家还是都习惯学习并使用自然手语（基于人类的肢体语言系统），但每个老师对同一个词，打的手语会不一样。
手语老师曾比划出一个手势，说意思是“鬼”，我探问何解，因为大多数自然手语都是象形结构，就像我们的汉字，但手语老师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只是他在教学中发现，聋人们都用这个手势表示“鬼”。
据说在学术界，分成两派，第一派主张以自然手语（象形）为基础，像手语老师那样，不断从聋人学习，以丰富并建立完善的手语体系；第二派主张，摒除聋人自创的混乱手语，完全由专家创建一套完善的手语，交由大家去学。很明显，我倾向于第一学派。
第二派总有点“文化沙文”的味道。
很高兴他们在工作中的团队合作精神，看来我们的功夫没白费，他们学得很快很认真。
这是工厂办公室，作为我们中午休息的地方。当时清明节刚过，墙外都开花苞了。
这段日子，对他们来说是车间实习、掌握技术，对我们来说是交接与过渡，把领导与指挥权，以及更重要的是情感维系的点，转移到企业负责人的手上，或心上。
刚开始是有担心的。
残联的人曾说，之前他们办的培训班，还没结束就走了一大半，至今仍心有余悸，而这个队伍虽然目前情况稳定，但对于企业派一个怎样的人来管理他们，我只有建议权。
这是他们工作的工厂。
随着离去日期的临近，这种压力在他们心里越积越大，终于有一天，以哑剧的形式表现了出来。
当时我带着他们在车间实习，中场休息的时候，他们又询问起我的归期，有的人撇嘴有的人摇头，有的人做出飞机飞行的手语。
这时，另一个学员用手语表示天降大雨，飞机飞不了，然后看着我笑，我用手语表示“等”。
学员微微一笑，打出飞机坠毁的手语，又看着我。我说那就坐火车，他又表演了火车出轨。我说坐汽车，结果汽车掉下了悬崖……
反正最后的结果是：我的自行车半路爆胎、骑的马也中途饿死、我徒步却发生了地震。
（以上摘自“安顺日志”）
企业安排的管理人中，有一位是性情中人，跟学员打成一片，孩子们也慢慢开始习惯向领导请假而不是跟我报告的新生活。
于是我想，是时候离开了。
最后，
用一篇个人日志结束全篇，题目是：
“前目的地”
上午八点五十。
七点多起床，八点下去站在厨房和半个篮球场之间的空地上吃米粉。八点半他们上车，我做最后的道别，他们透过车窗拼命的挥手。小涛一直有点回避我，想是有点难以面对。
一开始就知道，真正的离别是今早大巴车拐向门口的一刹那：事实果然如此，那一刻假装不在乎，却还是被拉扯了一下。
似乎某根线断了。转身上楼的时候形影相吊、五味杂陈，才发现其实是简单的他们、陪伴了复杂且曾彻底忘记欢笑的我。
按说出差结束，回程应满是欢欣，可是没有，于我而言，即将前往的目的地，早已是座空城。
曾经一起乘坐去工厂实习的大巴车，带着朝夕相处一个月的孩子们走了，我转身回五楼收拾东西准备去黄果树机场。
从电梯出来一刹那我想，说不定这就是此生一别，但或许还能望见一个背影，于是奔到北侧的窗前：马路空空，只有白色的车道线。
不远处有个丁字路，想是在等灯，于是我望着。很快，一辆白色大巴转上公路，然后在远山近楼中默默地越走越远，直至消失不见。
或许，我们曾经就是这样轻轻地，消失在彼此的生活里，或生命中，再也不见。有点想离开北京，无论去哪：就像事实上也并不是很想去织金洞，但路上行走就总能平复。
（20170420，贵州，安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