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这个故事一年前我就想讲了，期间也跟人讲过几遍，他们都说，嗯，有点意思，不过太平了，不够狗血。

于是我思考怎么把故事弄得惊心动魄，可惜无果，故事本身就是日常的集合，没有大喜大悲大起大落，它发生了，然后延续，到了终点则戛然而止。就是这样。

2、

三年前，我在君兰动漫有限公司做编剧，公司掌门人是一对亲兄弟，哥哥王总负责动画项目制作，弟弟王董事长则负责公司的管理运营；没到半年，王董事长就跑了，人们都说他带着两亿多的钱款，跑去了新加坡，。

一年前，我跟好久不见的朋友吃饭，她说，王董被抓了，进了监狱；我问，那王总呢？

她说，更惨，被黑社会绑架了，押了房子才放回来。

我以为黑社会只存在于灯红酒绿的摩登城市，譬如澳门，香港和拉斯维加斯，没料到，居然还存在于我们这个灰头土脸的四线小城里。

朋友继续说，这事儿闹得挺大，王总还在网上发了控诉书。说来也是可惜，要是当年资金链不断，项目继续进行，君兰或许就成了第二个华强了。

是吗？我很怀疑。

3、

君兰在当地名气大涨是在2013年。那年年初，公司在纽约时代广场的广告牌上投放了《牡丹》电影的预告片，我还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里看到了相关报道；一年之后，由于《牡丹》电影没有如期制作完成，为了确保未来收益，公司启动了全新的动画长片项目，我就是在这时候进入君兰，成为吉象三宝编剧组的一员。

这个项目的目的就是对熊出没、喜洋洋之类的动漫如法炮制，然后从家长和孩子手中圈出钱来，所以每次开会时，王总最强调的，不是故事也不是影片质量，而是如何设计人设，让人设迎合市场，以赚取更多的利润。

王总想要赚钱，可他选取的主角却很难市场化，出于政府支持的考虑，动画主角选择了当地的代表性动物，长得比熊更大更笨重；以此设计出的动画形象，恕我直言，真的非常不讨喜，它看起来既不酷炫又不美型，而且也没有足够的童稚感和萌感，就像班里常有的那种男同学，因为嘴笨脑子慢而老是挨批，他会获得人们足够的同情，但不会收获喜爱和追捧。

但这种话我只敢放在心里，不敢当着王总的面提出来。

刚到编剧组时，我就发现组里的成员全都是新人，且仅有两人是影视专业毕业，其余均为半路出家。

据我的同事介绍，编剧组也来过有经验的专业编剧，不过都被辞退了。王总在开会时也提到过这些，他给出的理由是，经验越足的编剧思想越僵化，所以需要新人来开拓思路；而我的同事则告诉我，王总不喜欢跟他意见相左的人，那些编剧都是由于跟王总意见不合而被辞的；新人编剧相对于老人更加听话，而且，还更廉价。

起初，我以为这只是员工对老板的刻板印象；然而一个月后，王总把我们召去开会，时任组长的莹莹姐，由于对王总的意见有些困惑，就多说了几句，然后第二天，在我们还讨论着到哪里吃饭的时候，莹莹姐被行政叫走，过了二十分钟后她回来，开始收拾东西。

莹莹姐的离开让我认识到，在这里做编剧，还是听话一点的好。

之后再去开会，大家都是王总问什么说什么，除非王总让我们发言，否则没人开口说话，也没有人敢提反对意见。于是会议便成了王总的一言堂，一言堂往往会造成两种后果，一种是成功把员工变成死忠粉，让其怀着满腔热血为公司赴汤蹈火；另一种则是说多错多，不断暴露自己的短板。而王总的一言堂是后一种。

很快我就发现，王总对动画制作的了解仅限于书面上的皮毛知识，他在我眼里成了“黔之驴”，不久就技穷了。不过即便头上的光环不在，我们也得听他的，随着他的意思把策划案一改再改，一变再变。

王总总是说要贴合市场，要我们多向市场上成功的作品借鉴。我们便跟在市场成功的范例后头，恨不得跪在每个范例面前叫声爸爸，跪求人家的衣钵真传。可新动画片走马灯似的上映，人们的口味也是捉摸不定，每次坐在王总办公室里，听着王总慷慨激昂的宣讲，我都觉得自己像是蒙着眼睛追萝卜的驴子，被市场这个不要脸的主子耍的团团转，那根萝卜怎么都吃不到嘴里。

王总时不时还会提到马云的名字，在他的嘴里，马云只是一个出生于70年代的，跟他们并无二致的幸运儿。

“马云我们都知道，2000年的时候，都快要死了，是侥幸拉了一笔投资，碰上了好时候才发达的。那时候，他做的东西都没有人要的，推销给厂商都不要。我们的电影市场，现在正是繁荣的时候。”

在王总眼中，马云就是一头碰在风口上的猪，是命运让他飞了起来，而现在，君兰则成了那头猪，命中注定要在电影市场急速膨胀的当口飞上天。

这期间，编剧组相继来了几个性格各异的组长，有本事的组长不太听王总的话，听话的组长又满足不了王总的要求，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悬在组长的位置上，我们眼睁睁地看着组长一个接一个地被砍下座位，创意推翻再重建，无限循环往复。

4、

本以为策划变动频繁是由于项目初创的缘故，但楼下的电影项目编剧说，这就是王总的工作模式，尽管电影已制作了四年，可剧本到现在都没定下来。

王总本着精益求精地态度，不停地打磨着他的电影作品，他的标准随着时代和思想的变化而不停地变动，于是楼下的办公室里便灯火通明，跟着他的指令，不分昼夜地加班加点。

这种工作方式耗时耗钱，亏得王董事长是王总的亲弟弟，名下有几个实体公司，能制造利润向公司输血，所以王总可以像没有deadline一般，在前期策划和剧本方面不停地绕圈，让大堆成品变作废料。

剧本虽然还未定型，公司已注册了一系列的产品商标、技术专利，好为将来的动漫商业帝国铺路。

为了保证高效工作，公司实行了一系列严密的管理措施，早上会有行政检查每个人的着装，看你有没有穿工装、带工牌以及桌面是否有杂物；每隔三十分钟，行政或人事就会到办公室里巡视，看看是否有人开小差或磨洋工；整个项目组只有一台电脑联网，使用时需向行政申请，除非查找必需资料，否则不能使用；其他的电脑只能连接公司内部网络，员工通过内部通讯系统来交流讯息，传递办公文件和资料；而据有关人士透露，下班后还会有人不定期检查员工电脑，查看其中的通话记录，看看是否有不当言论。

吉象三宝项目组里除了编剧，还有原画、分镜、建模等组别，这些组别里只有少数正式员工，其余大部分都是公司旗下动漫基地的学生，他们入学时要缴纳一万多的学费；毕业后便会来这些组别里实习。实习生需要自己负担吃住，每月工资也不过几百块。

上班时间里，这些实习生在内部通讯群里格外活跃，但在办公室里却表现得很安静，编剧组常常被他们投诉，因为打字的声音太大声。

项目的总负责人李经理以前是《牡丹》电影后期的骨干，每周都会跟我们开次周会，检查我们的剧本大纲和完成稿，看看是否能满足王总的创作思想。如果王总在创作方面有了重要变动，我们就得下楼跟王总开会。

每次看见王总办公室时，我都会想起《大红灯笼高高挂》里的深宅大院，虽然我们不是王总的妻妾，但都得小心翼翼地察言观色，暗自揣度主子的心思。

几个月很快就过去了，转眼就到了公司成立五周年的当口。为了庆祝，公司暂停了全体员工工作，安排大家乘坐大巴，来到一处风景优美的山区。当晚，王总的弟弟王董事长在庆典晚会上进行了一番豪情满怀的演讲，王总则向大家公布了一个好消息，今年电影就会出来。晚会后的第二天，很多人豪情万丈地去爬山，然后又喘着粗气半途而废。

那时候的我太过于年轻，对前景总是过分乐观，以为凭着一腔热血和几分妄念，就能把泰坦尼克从英国开到美利坚。我没有料到，这艘船的油料快没了。

5、

五周年庆典过去半个月的时候，我从网上看到，国家开始打击投资担保公司的消息。这条消息看起来跟动漫关系不大，我没有意识到这就是公司“楼塌了”的信号。

到了发薪日，银行卡上没有钱打进来，行政解释说，银行系统出了问题，让我们再等几天。这一等就是两个月，直到员工抗议，行政才承认公司资金方面出了问题，说董事长正在全力筹款，很快就会把工资补上。这时我才知道，王董事长的那些所谓的实体公司，实际做的都是投资担保的营生。

这期间，项目的策划案还是没有定下来，楼下的电影项目依旧加班加点，很多人开始私下接活，好挣得自己的日常开销。

办公室里突然多了许多访客，他们在理财经理的带领下，在各楼层巡视参观，传言说这都是公司的投资人，我们需要表现出努力照常工作的样子，好稳定投资人的心。王总全身心都放在了快完成的电影项目上，对我们已过问不多。项目负责人李经理也离了职，整个项目已像一盘散沙，每天我都很发愁，不知道该表演点什么给投资人看。

建模组组长老严暂时接管了李经理的工作，成了项目的临时领导。老严是个想法很多却又不愿动手的人，编剧组由此成了他的私人文案，除了完成自己的工作，我们还得把他的点子写成策划。我们跟他相处得并不融洽，我迫切希望公司能招来一位厉害的前辈，为我们指出前进的方向。

几个星期后，王总又给我们请来一位新的动画项目负责人，据说他曾参与国外不少动画片的制作，有着丰富的从业经验。本以为这样一位重量级人物的加盟，会给项目带来回春的希望，可老严认为这人的想法不会受王总青睐，依旧对策划固执己见，并不听从负责人指挥。

由于双方的意见不合，编剧工作也乱成了一团，上午写完负责人的策划，下午老严就会提出一堆完全不同的想法，我的创作热情被这种反复消耗殆尽，在还有一星期就要过年的时候，向人事递交了离职申请。

6、

刚过完年，王董事长就跑了。听相熟的人说，王总跑去北京拉投资，谈合作，但都没有眉目。

再往后，我就只能在网上查看它的消息了。

为了稳定军心，王总给员工召开了动员大会，让大家再忍一忍，不要放弃这个快要诞生的电影项目。留下来的几百号员工过年也加班加点，奋战在项目制作一线。可动员大会刚过，王总就没了影子。

员工以罢工来向高层抗议。这迫使消失踪影的王董事长在第二天露面，以涕泪横流的姿态发表了一次撼动人心的演讲，王董事长说尽了自己作为领导者的不易、公司融资的困难以及项目中断的可惜。最后，在王董事长的提议下，员工、投资人和公司达成了一个有些拧巴的三方协议，王董事长去西安开新公司筹款，投资人凑钱给员工发工资，员工则全力赶制电影项目，尽快弄出成品投入市场挣钱。

这之后，王董事长便没再出现过，公司里填饱了肚子的理财经理都忙着找律师给自己开脱法律责任，没有人过问员工和投资客户的死活。

为了筹款自救，员工开始自己梳理电影项目，可发现电影远非王总所说的那样，再有十三分钟就能完成，由于王总不断地修改剧本，不断地推翻已有素材重做，留在公司的只有一堆乱七八糟的片段，这根本就没法卖钱。

鉴于王董事长了无音讯，员工便找到他的哥哥王总，向他讨要工资，王总声称自己和公司只是雇佣关系，跟大家一样都是普通员工，不承担给大家开工资的义务。讨不到钱，员工只好拿着白条离开。

跟朋友告别后，我在网上搜到了王总的控诉书，原来王董事长在进监狱前，跟讨债的高利贷签下了抵押协议，将王总名下的房产抵了出去；王总和高利贷打起了官司，却被人暴力绑走，被迫将房子过户给了对方。

王总在文章中，不断地质问公正何在，我突然有点后悔，我应该一开始就跟他讲实话，我应该告诉他动画片的主角不好看，我应该告诉他定下的策划案不要随便动，我应该告诉他找个懂行的编剧组长，然后，早早被他开除了事。

我还在网上看到这样一条消息，君兰被查封之后，有人为它在北京开了学术研讨会，请来一批专家学者讨论民族动漫生存的艰难，当事人在会上大谈项目筹款的不易，项目中断的可惜，并对政府的暴力查封大加斥责，声称这是导致影片重要资料丢失，无法成片的关键原因。

可能项羽的失败，是由于粮草太少，武器不行的缘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