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农家的四十年
文/汪云海
公元1978——2018年，历史跨越了整整四十年。四十年的物换星移、四十年的沧海桑田，四十年的日新月异、四十年的家乡巨变！这一切的一切在我这个普通人家的衣食住行中体现得是那么尽乎完美，那样的淋漓尽致。
我家住在鸡鸣听三县的大店镇汪圩村。贫穷、落后加上地势低洼，使这里十年九涝，蛤蟆尿泡尿就淹了。千百年来，这里的人们一直在温饱线上痛苦地挣扎。
我出生在1963年，那一年家乡发大水，我家门口也行起了小船。父母怕养不活我，想把我送给别人收养，后来那户人家又添了孩子，才没有把我抱走。记得我刚记事儿的时候，也和大人一起饿得啃过榆树皮，嚼过茅草根，咽过红芋糠，喝过又涩又苦的野菜汤。记得那还是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时候，由于我们家人口多，父母上有老下有小，老老少少十口人就靠父母两个劳动力挣工分，可一年忙到头还是冒钱户。每到年终决算的时候，父母就投亲奔友去借钱缴给生产队，以填补冒出的工分钱。不知看了多少干部和劳力多的人家的白眼，听了多少诸如“吃冤枉粮”之类的难听话。父母实在太为难，太憋屈了，但是，为了一家老小都能够活下去，他们打掉门牙往肚里咽，无怨无悔地支撑着这个家。那个年代用“贫困潦倒”四个字来形容我家的生活，真是一点儿也不夸张。尽管日子过得如此清苦，但父母还是咬着牙把我和姐姐、弟弟们送进了学校”。
1978年，党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我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建国后沿袭了20多年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转入了市场经济体制，随之取消了布票、粮票等票证。由于土地承包到户了，父母便把全部身心投入到了承包地的经营上，我和弟弟妹妹这些“虾兵蟹将”们也都派上了用场，上学之余也成了家里的半劳力。地里收的粮食缴完公粮，留足口粮后，剩下的余粮变成了一沓沓钞票。父母的脸上开始写满了笑容。我们一家从此扬眉吐气了！再也不要看别人的白眼，听别人的闲话了，生活就像芝麻开花节节高。
农村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仅是粮食多了起来，家畜家禽也多了起来，真是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我们家原来住的三间土坯墙茅草房很快变成了青砖墙红瓦房；穿的补丁摞补丁的老粗布也变成了好看的的确良、灯芯绒和毕叽尼，吃的又黑又硬的窝窝头很快变成了一块面（小麦面）的白馒头。父亲还经常去集上买来猪肉给我们改善伙食。我家在全村第一个用上了“蜜蜂”缝纫机，母亲心灵手巧，学什么会什么。像刚时兴的什么学生装、中山装，母亲只需打眼一看就知道怎么做了。所以我和弟弟妹妹们的穿着在当时最为时髦。左邻右舍的婶子大娘们看到母亲的手艺如此之好，纷纷找母亲帮她们加工衣服，母亲先是不收一分钱，后来实在拗不过大家，就适当地收点儿加工费。一般服装三毛钱一件，中山装五毛钱一件，既帮衬了乡里乡亲，又增加了家庭收入，我们也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那些以前对我们家冷眼相看的人，也开始刮目相看了。
80年代中期，家里又添置了小四轮拖拉机，小型收割机，旋耕机等。每一种新型农机（具）的出现，我们家都是第一吃螃蟹的人，在全村先买先试。80年代末，我们村终于通上了电，告别了昏暗的煤油灯。我们家又是第一个买上了电视机，每天下午父亲就早早的把电视机搬到门口的场地上，打开电视机，村里人像看电影一样坐在我家门口，不把节目看完，说什么也不舍得回家。
到了90年代，我家又第一个安装了程控电话，腰上也装备了传呼机，不久又买了“大哥大”、摩托车，再后来我家实现了电气化，冰箱、彩电、洗衣机、煤气灶、电磁炉、微波炉等等一应俱全。全村人都向我们投来羡慕的目光。
进入2000年后，随着农村改革的逐步深入，国家取消了“皇粮国税”。过去缴公粮是缴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才是自己的，现在是地里的所有收入都是自己的。取消农业税前，农民有句顺口溜“小病忍，大病挨，重病才往医院抬”。“皇粮国税”和“三提五统”的取消，不仅减轻了农民负担，对农民来说简直就是雪中送炭。更让农民做梦也想不到的是，农民种集体的土地不但不要一分钱，而且还给钱，什么粮食补贴、良种补贴、农资补贴等等。各种惠农政策更是反复叠加，应有尽有。改革的红利逐步释放，水泥路修到了家门口，互联网通到了每一户，我们家兄弟姐妹都盖起了两层小洋楼，我和姐姐家还在城里买了小高层学区房，家家都有了私家车，有的还不止一辆。孩子们都有了体面的工作，每到逢年过节，父母的门前便成了小型停车场，这些小车既有他们儿女的，也有他们家孙外孙的。兄弟姐妹及其孩子们聚在一起，陪着父母吃饭唠嗑，叙着家长里短，交流着养生之道，真是其其乐融融。偶尔也陪父母打打麻将，玩玩纸牌什么的，搞一点儿物质刺激，父母别提多高兴了！脸上总是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这就是改革开放40年我们家由穷变富的难忘历程，也是共和国走向富强的一个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