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四岁的时候，在桐峪乡下能吃到一味美食，那就是新街口巨三元大爷打的烧饼了。那时的烧饼是五分钱一个，我清楚的记得，有一回，妈妈嫌我要钱烦，就给了我一张粮票，当我的小手将粮票高高举过头顶，递给窗户里打饼的三大爷，三大爷瞧了瞧笑了：你这娃，拿粮票换饼，拿回去吧，粮票早不能用了。当我失落的转身要走，三大爷叫住我：黑蛋儿，饼不要啦？拿着这个，乘热乎，大爷送你的！哈哈！那一刻，计划经济过时的粮票完胜市场经济的五分钱。我爱吃三大爷打的烧饼，分量和味道绝对完胜武乡县的“干面饼”。
遇上村里赶会，三元儿烧饼就有了新吃法唠，把亲戚拴来的麻糖夹到烧饼里吃，这叫做“蛤蟆衔蛋”，当然，也有把油糕夹到烧饼里吃的。
三元儿烧饼给我留下人生第二次深刻味道的时候，已经是我18岁的时候了，那时勤工俭学，假期在村里卖菜，正顿吃不上饭，充饥的便是烧饼里夹个辣条。五毛钱两个饼，五毛钱一袋子辣条。吃完，咕叮咕叮灌瓢凉水，那叫一个得劲儿。
其实，桐峪街打烧饼还有“老牛换”爷爷，他是我的小学同桌魏志伟的亲爷爷，老牛换在新街的北半条街打饼，他喜欢打白糖饼和红糖饼。老牛换也是最早把饼打到左权县城里的牛人。旧武装部和旧电影院那条街上常有他的吆喝声：饼子，饼子，热饼子、甜饼子、男人吃唠白糖饼，黑夜上炕睡哩香！女人吃唠红糖饼，媳妇好看人前亮！……卖烧饼来！……几年前，回桐峪，听说老牛换爷爷病故了，终年八十四。他是个红火人，他是个乐天派！病重还拄着两根拐棍儿出来大街晒太阳。
今年夏天，我在城街晨走，忽然闻到一股熟悉的味道，寻着味道走近一看，哎！果不其然，三元儿大爷来城里打烧饼啦！惊喜之余，我调侃说：三大爷，你来了城里，桐峪人吃甚呀！三大爷笑着：不怕小，用不唠几天，咱桐峪人也都往城搬呀，不用愁，大人小孩都能吃上！临走时，三大爷还不忘告一旁帮衬的三大娘：多给小拿一！
二十多年啦！三大爷的烧饼从五分钱一个跟着市场经济卖到了七毛钱一个，那烧饼，还是那么厚实。难怪，村里人常捣瞎：咱桐峪人就跟三元儿打哩窝烧饼一样，憨厚着哩！我买上烧饼拿回家，邻居们都说好吃：啊呀呆呀！这狗儿烧饼厚滋滋，暄腾腾哩啊呆，就是好吃！桐峪还有这大这好吃的烧饼哩！在哪卖哩呀呆？……
和面容易，打饼不难。和一辈子面，打一辈子烧饼。不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