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真是个怪东西。年过六十以后，记忆力完全不跟你商量，“轰”地一火色就进入了“自动选择模式”。中午吃的啥子，下午就硬是想不起来。可五十多年前的事情，却记得清清楚楚，仿佛就在眼前。
命里第一劫
1968年夏天，我6岁。
重庆武斗正打得卵子翻天。
位于解放碑跟临江门之间的交电公司大楼，如今的新世纪百货，在上半城的楼群中，除了声名远播的三八商店，也就是今天的重庆百货大楼之外，它肯定算得上一栋地标性建筑。为啥子呢？因为这里是武斗的一方“反到底”著名的“完蛋广播站”所在地。
“完蛋广播站”的开播语，绝对超越那个僵硬的时代，不信，你听：
“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完蛋就完蛋，这里是完蛋广播站。”
新不新奇？炸不炸裂？服不服气！
如果没有后面发生的事情，恐怕这段开播语就不会留传下来。
令“完蛋广播站”永久刻进“老板凳”（上年纪的老重庆人）记忆深处的是：“反到底”的对手“八一五”，用燃烧弹把整栋交电大楼炸他妈卖麻花儿的了！其惨状，可用中东战场的画面脑补一下。
自从“完蛋广播站”遭到燃烧弹的毁灭性打击后，父母就严令禁止我擅自到解放碑去耍。如此一来，我观战的视点和视角被大大地缩小了，以致缩小到储奇门临街三楼的窗口后面。
晚饭过后，大约6点钟，那时晚饭都吃得早。距离我家不足百米的凯旋路中学，一个疯子便手持白铁皮话筒沿街喊话：
“楼上楼脚，旮旯角角，把各自的窗户用棉被遮好。不要伸出脑壳看，谨防小命耍完蛋。大人娃儿要小心，子弹没有长眼睛……”
夜晚倒是可以躲在屋头听枪声，对于一个搞不清楚同是保卫毛主席的两方却要刀枪相向的小崽儿来说，漫长的白天啷个熬过？
尽管炮火连天，但并没有耽搁“抓革命，促生产”。各单位仍在井然有序地干着该干的事情。当然，我妈老汉儿到时间也要去上班，仅有年迈的嘎嘎（外婆）充当看护我和两个妹妹的“留守总管”。料想我妈老汉儿也应该晓得，一个年迈多病的老太婆，怎能看得住泥鳅一般溜滑的六岁小崽儿？可是，他们有啥子办法呢，“抓革命促生产”要紧呐！
我家楼下，有一间临街的门面房，是远在江北某个地方的红旗化工厂住市中区办事处所在地。这里，是我们两栋楼共同的俱乐部兼儿童天地。大人喜欢来这里打扑克、摆龙门阵，娃儿也时常在这里进进出出，嘻哈打笑。办事处主任，是一个四十多岁，和蔼可亲的男人，街坊邻居背后都叫他“袁胖子”。
办事处的正对面有一个小巷子，叫羊子坝。顺着巷子快到江边的地方，便有一个国营菜摊儿。这里是我的“零食取用处”。
这天午饭后，百无聊奈的我来到办事处，在门槛上坐了一会儿，磨皮擦痒地张望着街上稀稀拉拉的行人跟间或驶过的公共汽车。不要说武斗期间街上行人廖廖，就是平常也见不到几个人在街上晃荡。那年月，每一个人都遭“定位”死了的，该上班的上班，该上学的上学，该下乡的下乡。无职无业，既没上班，又没上学，还没下乡的，对不起，上班时间统统到段上（相当于现在的社区）参加读报学习，聆听“最高指示”。
正当我寂寞得都要哭出声来时，我瞥见邻居的一个大哥哥，人称“富娃子”，大约十三四岁。他正独自一人在马路上玩着滑轮车（用轴承和木板做的三轮车）。我刚要对他聚焦凝视时，只见他受惊一般，翻身提起滑轮车，拼命朝我身边通往他家的门道跑去。我还没回过神来，一辆解放牌货车顷刻冲到眼前，随着凄厉的刹车声，车上一个十五六岁的崽儿，端起冲锋枪朝门道就是一梭子。子弹从我耳边擦过——我离门道不足一米！
解放牌没有停留，载着一车持枪的崽儿呼啸而去。我仍傻批戳戳地手托腮帮愣愣地坐在门槛上，倒是袁胖子惊醒过来，迅速朝门道冲去，我也紧随其后，想看看富娃子遭打死没有。富娃子命大，门道里没得他的踪影，只见拐弯的墙壁上留下一巴饼弹坑。
好悬，如果子弹稍微打偏一点儿，我就享年六岁了。
在2022年的街坊邻居聚会上，我还见着了年近七旬的富娃子——这是后话。
命里第二劫
化工厂办事处，既是留存我童年记忆的“聚乐部”，也是我不堪回首的伤心地。
一天下午，仍然是我六岁那年，快吃晚饭了，邓司机开着三轮车来办事处。是三轮车，不是三轮摩托，是有驾驶室的那种。现在的人可能无法理解，那年头居然有连姓带职业的叫法哈。比如，管我们那个段的户籍警姓赵，大人娃儿都叫他“赵户籍”。那时，司机是个技术工种，并且是比车钳铆焊，甚至木工、电工都显赫的工种。邓司机还是个女的，三十多岁。每次见她都是穿着阴丹蓝的长大褂，这身行头，几乎就是司机的标志。人们当面叫她“邓司机”，背后叫她“邓车夫儿”。“司机”是尊称，“车夫儿”是蔑称。六岁的我，那时就晓得了，人是可以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人们不仅背后称她“车夫儿”，还津津乐道地传言她跟袁胖子“搞呵呵”。这也难怪，但凡有男女单独相处，总有好事者编排出他们令听者愉快的故事——这是一种娱乐，无需证实，欢喜就好。
那时的人民群众太缺少欢喜了。
邓司机盘着这高大上的行头，自然她的每一个动作都是高大上的。每次她停车或启动时，我都充满好奇，绿眉绿眼地盯着她的双手，以致我闭着眼睛都能复盘她操作的流程。
待邓司机跟袁胖子相谈甚欢时，我不晓得哪来的胆子，竟然爬进了三轮车的驾驶室。有一种说法叫做“恶向胆边生”。恶固然是胆量的来源，只能说是“之一”，还有两种常见“壮胆”的要素，便是“好奇”和“欲望”。我此时就是好奇。要给欲望举个例子，比如偷人。我那时还不懂，以后再聊这个话题。
我坐进驾驶室的那一瞬，发现钥匙还插着。正是邓司机的这一疏忽，怂恿了我把“犯罪”进行到底。我根本没有花一秒钟的时间“复习”邓司机的操作流程，而是极其丝滑地扭钥匙，松手刹。幸亏，幸亏，我人矮，平时看不到邓司机脚下的动作，还不晓得踩油门。三轮车在怠速作用下，向四五十米外的十字路口驶去。这时一个交警正好面向我，大概是三轮车速度太慢引起了他的注意。当他看清驾驶室里把着方向盘的竟是一个学龄前儿童时，交警吓得浑身乱颤——他身后的十字路口，一辆重载山城牌卡车正从上方的凯旋路朝储奇门河边疾驶而来。如果三轮车不及时停下，将拦腰撞向“山城牌”。情急之下，交警愣是伸出双手将三轮车死死地按住了……
命里第三劫
第三件差点丢命的事是，被解放牌货车的拖钩挂着，四仰八叉地吊了几百米。
那时的娃儿，特别是儿娃子的娱乐，总是伴随着危险。比如下河洗澡，比如爬树、翻院墙，比如吊车。我的危险来自吊车。
所谓吊车，就是当载重的货车上坡时，它立即变成龟速。趁它速度慢的时候，娃儿些就吊住车的后货箱门。胆子大的甚至翻进货箱里。等货车驶至平路后，就松手，跟着惯性紧跑几步，潇洒地完成一次“乖乖娃儿”不敢涉及的“壮举”。当然，“壮举”不是每次都能成功。如果松手时没能控制好身体跟惯性的关系，摔倒在左车道，恰好有车对驶而来，那车会把吊车的娃儿碾成肉酱！
我六岁就成了这“壮举”大军中的一员。
我们那一代人小时候从未穿过合身的衣服，都是小的捡大的穿，大的捡父母的穿。我恰好就是家里的老大，只好捡妈妈的衣服穿。
这天，我穿了一件妈妈的翠绿色灯芯绒衣服。那衣服长至膝盖以下，大得可以套进两个我。穿着这件犹如阿拉伯长袍一样的衣服，我竟然敢去吊车。
当吊上车厢的那一刻，我脑壳里尽想的是其他小崽儿佩服的神情。我还故意单手吊着，腾出一只手夸张地比划着一些动作，企图收获更多佩服的眼光。我仿佛觉得，这一目的达到了。正当我得意万分的时候，货车驶入了平路，我该下车了。我纵身一跳时，我发觉我的双脚并没有落地——我“阿拉伯长袍”的前襟被拖钩挂住了，我的双手双脚四无抓落，整个身体悬在空中，象只仰面朝天的螃蟹一样，随着车身的颠簸而晃荡。我就这样被四仰八叉地挂在车尾，在沿街革命群众的惊叫声中，行使了几百米……
年仅六岁，一年当中三次差点丢了性命，即便是患了阿尔兹海默症，也抹不掉我的这段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