轼攻正叔 浚沮李纲

【拼音】：Shì gōng Zhèng shū Jùn jǔ Lǐ Gāng

【人物故事】：

北宋时期，著名文学家苏轼和著名理学家程颐之间的冲突就很有典型意义。他们两人在政治上都主张忠君爱民，都反对王安石变法，都尊崇儒家和孔孟之道，为人正直，为官清廉，个人品德都很好。事业上，苏轼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大家，诗书画俱佳，留下许多杰作，丰富了传统文化的宝库。程颐则是宋明理学的开创者，其哲学思想对后世影响极大，以致程朱理学成为宋以后中国哲学、伦理学的主流思想。因此，说他们二人是君子，大概很少有人反对。但就是这两位大师、君子，却几乎闹到水火不容的程度，他们的弟子、朋友也都分为两派，互相攻击、排挤，形成洛蜀党争的对立局面。

苏轼与程颐的矛盾冲突，主要由二人个性差异引起。苏轼为人通脱豁达，不拘形式，率性自然。程颐则认死理，不容变通，为人拘谨、刻板，处处讲“存天理，灭人欲”。二人同在朝中做官，因行事风格不同，难免互相看不惯。在为司马光办丧事时，二人发生了直接冲突。宋哲宗元祐元年，丞相司马光去世，程颐负责主办丧事。那天正逢太庙大典。大典完后，苏轼带领朝中大臣去吊祭司马光，程颐加以阻止，理由是《论语》里说过“子于是日哭，则不歌。”那天早上大家刚在太庙唱过歌，听过奏乐，怎么同一天再去吊丧哭泣呢？苏轼很生气地反驳说：《论语》里也没说“子于是日歌，则不哭。”不顾程颐反对，去司马光家吊祭。按当时风俗，孝子应出来招待客人，接受吊祭，却不见司马光儿子出来。一问才知道是程颐禁止他们出来，原因是古礼上没有这个规定，而且孝子如果真孝，就应当悲伤得无法见人。苏轼知道后当众嘲笑程颐说：“伊川可谓糟糠鄙俚叔孙通”。众人大笑，程颐脸红。按林语堂的说法，这件事在二人间播下了仇恨的种子。

其实在许多小事上，也表现出二人的个性差异。大臣在朝中吃饭，厨房问吃什么，结果“苏令办荤，程令办素，时舘内附苏者令办荤，附程者令办素。”苏轼爱吃，程颐则只讲节俭，他过生日都不设宴。苏轼喜书画收藏，品茶吟诗，程颐则说“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识画。”一次，程颐给哲宗皇帝讲课，休息时，哲宗随手折了一根柳枝，程颐马上很严肃地劝谏说：“方春万物生荣，不可无故摧折。”哲宗一听，很不高兴地把柳枝扔了。事后司马光和太后都认为程颐此举不妥。司马光觉得程颐的这种迂腐行为只能造成皇上讨厌儒生的后果。

个性差异在亲兄弟身上也会表现出来。程颢程颐同为理学大家，又是同胞兄弟，但行事风格截然不同。一次，“明道与伊川同入庙，明道见佛揖而进，伊川则否。门人问之，明道曰：但论年齿，他也比我多几岁，一揖何妨？”虽然都不信佛教，但程颢觉得进了寺庙，不妨对佛祖表示尊重。而程颐则和韩愈一样，认为纯粹的儒家弟子应坚决排斥佛教。又有一次，兄弟俩应朋友之邀赴宴，宴席上有妓女陪酒，这是北宋官场和文人的时尚。酒席上，程颢对妓女毫不在乎，和平常一样该吃就吃，该喝就喝。程颐对此非常不满，离席而去。第二天，程颐去质问哥哥，程颢却不紧不慢地说：“昨日席上有妓，我心中无妓；今日室中无妓，你心中有妓。”程颐听了很惭愧，无话而退。人们由此看出兄弟二人不同的性格和境界。

人是情感动物。人与人之间因个性差异而引起的反感，有时会遮蔽理性分析精神，形成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错误认识。王安石的性格比较怪，吃饭穿衣极不讲究，也不注意个人卫生，说话直来直去，不留情面。这些都让苏洵看不惯。老苏由这些不近人情的生活习惯，推断王安石是个大奸臣，将祸害天下。他写了一篇有名的文章《辨奸论》。文中不指名地批王安石，“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事实上老苏错了。王安石是个理想主义者，失败的改革家，但确实是个君子，不是小人、奸贼。司马光和苏轼都承认这一点，苏轼还把王安石当朋友看。意气用事，感情用事，人所难免。苏轼在对待程颐的态度上也犯了感情取代理智的错误，在给哲宗皇帝的奏状中说：“臣素疾程颐之奸，未尝假以色词，故颐之党人无不侧目。”他把程颐当做奸臣，这就有些过分了。苏轼对程颐的攻击招来洛党的无情报复，使洛蜀党争愈演愈烈，这也是他后半生一再被贬的原因之一。

李纲，字伯纪，号梁溪先生，常州无锡人，祖籍福建邵武。两宋之际抗金名臣，民族英雄。

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李纲登进士第，历官至太常少卿。宋钦宗时，授兵部侍郎、尚书右丞。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入侵汴京时，任京城四壁守御使，团结军民，击退金兵。但不久即被投降派所排斥。宋高宗即位初，一度起用为宰相，曾力图革新内政，张浚担任侍御史，他以买马招军罪密告李纲，于是高宗就贬了李纲宰相职位，所以李纲只做了七十天的宰相。绍兴二年（1132年），复起用为湖南宣抚使兼知潭州，旋即又遭免职。他多次上疏陈诉抗金大计，均未被采纳。绍兴十年（1140年）病逝，追赠少师。淳熙十六年（1189年），特赠陇西郡开国公，谥号“忠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