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眠于此的这个中国人，曾作了他应该做的事，说了他应该说的话。”刘宾雁认为这句话可以刻在他的墓碑上。
社会主义初期，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花了三年重建全国经济，恢复和发展了社会经济。又花三年向社会主义过度。
在这其中的过程中肯定不是一帆风顺的，这一过程必定是十分艰辛的。中国共产党自建开始就在搞革命，革命经验十分丰富，但是在建设国家方面没有一点经验，在这种情况下，一定会出现很多的问题。无论是经济制度还是工业基础还是至为重要的领导干部们。这其中的问题需要有人来指出。于是，一批文艺家愿意深入社会各个方面去发现与揭露社会中的问题。
刘宾雁是很善于发现社会中的问题的，他的报告文学开“干预生活”文学之先。他的第一篇报告文学《在桥梁工地上》通过塑造一位不怕困难、作风大胆、敢于担责、爱惜工人的曾工程师来批判当时造桥队的领导们事事请示，怕担责官僚主义作风严重等的问题，揭露了当时工程建设队的实际情况。
《本报内部消息》是继《在桥梁的工地上》后的又一篇揭露社会问题的报告文学。
相对于《在桥梁的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所展现的社会生活更加广阔，刻画的人物更加复杂、生动，反映的社会问题更加深入。
小说共有两篇，第一篇主要是通过描写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新光日报》这家报社中年轻的记者黄佳英不满报社只发表中央讲话和报告，而对人民关心的社会问题却避而不谈，或者敷衍了事，她自己的几篇反映人民群众的新闻报告也被扣下成为“内部消息”。报社中的问题逐渐被揭露。在续篇中，当形势发生了变化后，《新光日报》的订阅量遭到断崖式的下降，于是报社内部对总编辑陈立栋也都产生怀疑。但还是有张野等投机分子认不清形势，还在算计着，认为陈立栋还会东山再起。
这篇小说中塑造了许多鲜明的人物。黄佳英本只是一个机械厂的职员，后在报馆做检查员，因此她有机会可以看到很多稿件，甚至别人看不到的稿件，他接触了最新的消息，最新的思想，于是她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决定要做一个记者。作为一个积极认真，充满活力的年轻记者，虽然她追求上进却总不能成为共产党员。她热心肠，愿意帮助采访时遇到的有困难的人，愿意帮助钳工刘世福到报社反映钳工满遭遇的没工作的情况。他充满激情，敢于说真话，希望能将真实的人们的问题在报纸上登出来，反映人们困难。她的热烈的激情也感染了马文元，最终促使马文元在心理上摆脱对过去的阴影，找回了自信，获得了新生。
这篇文章中马文元是最复杂的人物。他作为总编辑室主任，惟总编辑陈立栋马首是瞻，变成了陈立栋的传话员。一开始他在党政机关做事已经深谙此道，后来调到报社做主任。他也想改变作风，发表过几次社论文章，可是当多次被否定后，他就开始对自己不自信，发现遇事多请教总编辑就会顺利得多，于是就又学会了新规律，按照总编辑的思想来考虑问题。要是没有黄佳英，可能他一辈子也不会再做改变，不愿跳出他的熟悉的安逸区，黄佳英的对工作的激情改变了他，从某种意义上说，黄佳英给了他新生。最终他敢于质疑，甚至批评陈立栋，而且取得了成功。
陈立栋是一个矛盾的人物，但我们从中也能看出作者对这类人的悲哀与批判。陈立栋是一个老革命，拥有二十年的革命经验，是一个资深的革命者。他工作十分认真，对于上面的指示坚决执行，可这也是他最大的问题。他就是那种中央说句话才会动一动的人，事情全都等着上面安排才会做，而且死守老思想，不会变动。除此之外的官僚作风也是他的十分的突出的特点。
通过报社中的这些人物的描写，我们大致可以了解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当时的社会经济等制度不够完善，还在被计划经济舒服手脚，人员不能随意流动，只能死守自己的岗位，导致大量的人才劳动力积压。底下的人都察觉到了问题，但是那些身在领导位子的官员们呢，脱离了群众，依旧是按照上面的指示干事，一切等中央的文件，根本不会自己根据本单位的实际情况采取变通。身在上位者仗着革命资格老，思想开始僵化，不认为自己还需要进步，开始保守，并且打击那些思想进步的年轻人。黄佳英就是因为批评了社会的问题就被认为党性有问题，最后也是在李鹤青等人在党组会议上据理力争，激烈的抗辩才使黄佳英最终加入中国共产党。
小说批判了陈立栋这一类的官僚主义者，他们脱离了群众，思想保守、僵化，然而这些人还在各个岗位上处于领导者的位置，这导致了建国初期，在建设新中国的过程中遇到的艰难。一批提倡文学应该要干预生活的文人如刘宾雁等人，深入社会，揭露社会的问题，然而却触怒了一些当权者，他们对号入座，认为这些文学家们是在批判他们，于是运用行政权力对这类文章、报告封杀。导致了这些反映现实、揭露问题的小说一直被隐没，直到70年代《重放的鲜花》重新出版，这些被隐没的文章才得以现世。这也反映了70年代末80年代出文学的逐渐复兴的形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