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性其实也是国民素质，储安平《英人·法人·中国人》剖析强国与弱国的差距及国民性的不同，明确告知国民性是后天形成的，通过后天教育是可以改变的。并提出了几种具体方式，如游戏（或指体育、培训一类）、宗教和有规律的生活。其实这也是一种传承，上继梁启超、严复（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并承续了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精神。
或许从现在看，当时改造国民性也有着急的一方面，在国力大弱的情况下，一比较自然认为外国什么都是好的，对异已文化有“文化想象”的一面，就象改革开放后也有许多“崇洋媚外”一样。原来，伏尔泰、波维尔都曾对中国文化赞不绝口，甚至提出希望请中国人到欧洲帮助他们提高道德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