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我离开护漕港后，母亲买了一辆脚踏车，29寸的凤凰牌脚踏车。母亲辞去了电工厂的工作，成了一名菜贩子。最早，母亲是将自己种的菜拿到集市上去卖，然后再赶去工厂上班。母亲跟什么人都聊得来，过秤算帐都很麻利，自家的菜不够卖了，她就去收别人的，然后再卖，从中赚个五分钱的差价也好。后来，母亲听说港区的菜价更高，便咬咬牙买了一辆特别扎实的凤凰牌脚踏车，又让铁匠铺打了两个铁筐，每天凌晨在护漕港收了两百多斤各种时令蔬菜，骑到港区。
那年，我们刚盖了三层的农民新居，借了亲戚不少钱。父亲也把烟戒了，一心还债。母亲在电工厂的工作是三班倒，大夜班从夜里11点上到早上八点。一到大夜班，就卖不了菜，于是，在我考上淮安的一所中专后，母亲便把工作辞了，当时，电工厂的工资一个月才一百二十几块，而我的生活费要三百块。
29寸的脚踏车，一般只有男劳力才骑，车身扎实，但也笨重。母亲个子不高，没有办法直接跨上车，只好踮着一只脚，把车子先推起来，在滑行中再从后面跨上另一只脚。护漕港去港区的路，是沿着江堤走的，还没铺上石子，天好的时候很颠簸，下雨天泥泞不堪，黄泥有时夹在车轮挡板里，推都推不动。有时，收来的菜并不好卖，母亲便自己带上饭菜，那时候还没有保温的饭盒，只有铝制的方形饭盒，母亲先用塑料袋套好，再装到一个布包里。冷饭太噎，母亲就会问菜场里的小店要口自来水喝。
到了盛夏，蔬菜越来越不好卖，早上的菜卖不完，到中午就蔫得没有卖相，洒水也无济与事。听说江阴人爱吃螃蜞钳，母亲就从护漕港收了二百斤的螃蜞，骑到江阴虹桥菜场。人们只爱吃鲜活的钳，做螃蜞生意的人就要现场掰钳，秤多少掰多少。天太热，一路上螃蜞会死掉不少，母亲不舍得扔掉，死螃蜞就拉回来做肥料。暑假里，我们每天都要等到母亲从江阴骑回来，一起吃晚饭，有时要等到八点多。93年的暑假，扬中的同学过来玩，我便跟邻居借了两辆自行车，一起骑到香山，走的正是母亲每天要骑的一段江堤。我的屁股被颠得生疼，回程的时候我宁可推着车走。
在外求学的四年，我并没有像母亲期盼的那样刻苦，15岁离开家，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与母亲的交流只是偶尔的一封信，还有就是母亲每个月按时寄来的汇款单。母亲小学毕业，家里弟妹太多，成绩优异的她只好辍学回家，在生产队里养牛。所以，母亲的回信，字都很少，有时要找村里的人代笔，从来没问过我的成绩，每次都会问，钱够花吗？只到现在，母亲仍然是这样的习惯，每次回家吃饭，临走时，母亲都会把我拉到一边悄悄地问，你们钱够用吗，我有呢。
我参加工作后，母亲的脚踏车也报废了。她又在氨纶纱厂找了份工作，从此告别了菜贩子的生涯。母亲说，那辆凤凰牌脚踏车，差点就在江阴石坝丢了，当时她遇到一个算卦的人，俩人聊得很投机。那人相貌清奇，眉毛很长，跟母亲说，有天机相授，可保日后富贵荣华，不用再这么劳苦。母亲信以为真，跟着他往田间走去，油菜籽长得很高，母亲说，她越走越害怕，突然扭头就跑，发现有人正想把她的脚踏车骑走。母亲大喊，抓强盗啊！强盗吓得夺路而逃。心有余悸的母亲每次讲到这一段的时候，眼角总是充满了自豪，她是多聪明的一个人啊。
前几年，母亲在西边的菜地里加盖了几间平房，用来出租。整理杂物时，那辆脚踏车还在，锈迹斑斑，只能当废品卖了。我说，把两个铁筐留下来吧，洗洗干净还能当篓子用。母亲说，这都什么年代了，你把它放哪儿啊，都占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