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由作者2010年博客文章编辑而成，2012年出版。读后我认为里面有小瑕疵大真知，一个主业研究历史的也可以这么解读社会、经济。现将读后所记分享如下：
四、主流市场经济理论建立在错误的心理学基础之上
分析富士康员工N连跳现象，很多媒体、经济学者认为血汗经济低薪是正当的。市场经济的心理学基础遵循传统经济的家法，即把人的动机作为一个最大公约数，也就是逐利。这种假设实际上是西方19世纪的血汗市场经济的基础，是出于对人性、人的动机原始粗略的理解。这一点被20世纪上半叶美国心理学家克拉克·赫尔总结的很清楚，他的心理学基于简单清晰的生物学原则，生物机体深受困乏或者威胁之苦，这种困乏和威胁创造了需求，需求激发出动机，动机再激发出行为。比如饥饿的猫，有了吃饱肚子的需求，这种需求创造了抓老鼠的动机，并激发了它抓老鼠的行为；老鼠受到猫的威胁，这种威胁激活了它的生存需求，进而有了逃命的动机和行为。所有这些行为，则都是以目标为导向，即吃饱或逃命，达到这种目标乃生存之必需。战后西方国家建立福利制度时，反对派的基本理由还是这一心理学原则，福利消除困乏，没有了困乏就没有了工作的动机，只能养懒人。
战后欧洲日本，甚至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发达国家，几乎都可以说是福利国家，但为什么反而是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最健康呢？1959年，罗伯特·怀特的一篇经典经济学论文推翻了克拉克·赫尔的困乏理论。怀特指出，当人的基本需求被满足后，人不会像许多低级动物那样停止猎食，或者像机器那样关闭停运。恰恰相反，人正是在这个时刻开始了最有创造性的工作，开始挑战自己的极限，要通过建立对世界的把握来获得生命的满足。引用达尔文事例论证。达尔文自幼对生物学的兴趣是不可抑制的，但一直遵从父命，为当医生做准备。当读大学时得知家里是多么富有后，他的一辈子可以不劳而获了，从此以后达尔文并不是懒惰起来，而是忘我的投入了生物学的研究。达尔文大学刚毕业，就随贝格尔号海军船只环游地球，这实际上是一次大冒险，因为该船在第一次航行中前船长就自杀了，达尔文的父亲也极力反对，但是达尔文坚决不改初衷，最终通过这次航行奠定了他在生物学界的地位。
中国自古有“衣食足然后知礼仪”（俗语出自《史记·管晏列传》“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之说，也体现了这种对人性的洞见，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基本需求没有满足的人，每天不得不干自己不想干的事情，经常能偷懒就偷懒，可是世界上一些最为富有，根本不需要为生存而工作的人，反而经常过劳的奋斗，甚至为此牺牲健康。这也是西方国家大企业宁愿雇用高薪的“贵族工人”的原因。
五、管理革命
在资本主义初级阶段，和工业化相伴随的是管理革命，或者说管理的科学化。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泰勒主义。泰勒主义的核心是把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推向极致，像分析运动员的训练和动作一样，分析工人的工作程序，据此总结出一套最优的操作步骤，任何工作都被精细的分割为若干工序，每个工人专心于一个小工序，每一个小工序的操作都有规范的程序，又都经过科学研究，乃至把一个物体从A点移到B点的动作规范、时间等都进行了优化，职工经过训练后按部就班的照章就能进行重复。
不可否认，这套制度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但问题很快就暴露出来。每道工序都有标准化的规定，限制了工人的自由创造，把人变成了流水线上的机器人，结果工作变得越来越枯燥乏味，这一点被卓别林的影片表现的活灵活现。在20世纪初波士顿地区沃特敦兵工厂罢工后，国会成立了特别委员会调查泰勒制。1912年，发表了报告，承认泰勒制在组织管理技术上有相当的创新，但把太多的权力交给了高级管理层非常危险。后来在对工人的态度做了调查后，参议院干脆禁止了泰勒制，称此制在工人中引起了太多的怨恨。到了1971年，尼克松政府委托社会科学家对美国的工人工作状况进行调查，最后发表的调查报告公开谴责泰勒主义，称之忽视了工人的社会需求，引起不停的工潮，降低了劳动生产率，增加犯罪、酗酒、精神疾病等，严重破坏了社会稳定。批评者指出泰勒制把人当机器，忽视了工人的更高需求，更忽视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同，适合一个人的东西未必适合另一个人，整齐划一的管理，使许多人难以适应。另外管理层和工人的利益非常不同，权力全交给管理层责任，让工人感到受压迫。
随着工人教育水平的提高与管理层教育差距的缩小，使得工人越来越无法忍受机械劳动，越来越“不服管”。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工薪非常高，福利非常好，工潮则不断增加，这就逼出新的管理革命。大企业开始塑造民主领导，让工人参与管理，走得最远的企业，干脆把每个工人都叫经理。富士康的管理模式，有特别传统的台湾企业的痕迹，重视伙伴，不重视伙计。
六、创新
中国的经济如今就像一个20岁的小伙子，身强力壮，能不停的给人家扛大包。很多人为他叫好，有活就去干，扛的越多越好，这样下去你一定会了不起的。而作者则说年轻人现在没办法，只能卖力气，但总这样卖下去不是个办法，想办法缩短扛大包的时间，抽空读读书吧。
文章讲了一个小故事，家里抽油烟机坏了，准备换个抽油烟机。美国人吃饭重烤不重炒，油烟少，他们的抽油烟机自然对付不了中国的烹调。问遍周边朋友，大家都说买“台湾制造”，“日本制造”。“美国制造”有200多美元就能买下来，“台湾制造”和“日本制造”高达2000刀。两种产品，中国制造卖29美元，韩国制造卖99，虽然都是韩国的牌子，但细看产品性能还得买韩国制造。如今在美国，中国烹调越来越流行，对抽油烟机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台湾制造和日本制造就是立足本土生活方式，最终在美国市场上占领了高端，如果我们换个企业战略，把这产品做精做细，不要总是打廉价牌。中国产品廉价，第一是价格，实在便宜得不可思议，即使买来的东西坏了一半，你还觉得值；第二，服务非常好，只要发现坏的产品，打个电话，马上就给你寄新的，旧的次品也不用退，因为还不够邮费。
有经济学家研究表明。西方之所以首先进入现代化，亚洲之所以没落，一大原因是双方所受的灾难不同：西方的灾难主要是“黑死病”这样的瘟疫消减人口，却不摧残资本和资源；亚洲所经受的则多是洪水等灾难，摧毁资产，对人口却没有太大的抑制作用，结果西方经济发展自中世纪后注重节约相对稀缺的劳动力，并且有资本进行相应的技术开发，亚洲则是“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人有的是”，人力不值钱，抑制了技术创新和个人权利的发展。
30多年前著名经济史家罗伯特·伯伦纳就此发挥，称“黑死病”东西欧对人口危机的不同回应，导致了双方历史的分论，简单说，“黑死病”后劳动力供应锐减，人的价值上升，西欧的农民借此和领主讨价还价，比较成功的捍卫了自己的权力，确定了以低廉固定可继承的地租为条件的稳定的租佃权日后随着人口攀升，粮价暴涨，土地大幅度升值，固定的租额却不能变，农民不仅受惠于农产品价格的上涨，而且实际的地租随着通货膨胀而降低，成为大赢家，进而出现了大佃户阶层，在市场利润的驱动下不断投资于土地改良耕种技术，导致了农业革命。到了17世纪末，英国虽然人口急升，大量劳动力脱农，但其中的粮产量使粮价平稳，而人们的收入水平则很高，在满足温饱之后，对工业产品有强烈的内需，为工业革命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东欧则相反，封建领主以政治高压手段对付劳动力的短缺与权力，把农奴强制束缚在土地上，这样领主就可以把人为压低的劳动力成本作为自己的比较优势，廉价大规模的生产粮食从事出口，满足西欧工业化过程旺盛的粮食需求，并以赚得的利润从先进国家购买奢侈品回来。久而久之，东欧自然没有中产阶层，也无技术创新的动力，成为落后地区，至今尚未翻身。
作者2006年出版的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一书，就是受到勃伦纳理论的启发，指出人为压低了工价，以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作为唯一的比较优势，向世界倾倒中国制造，满足了正在从传统工业向高技术产业急剧转型的西方发达国家对廉价制造业产品的旺盛需求。我们一直抱怨西方不转让技术，是因为他们发现使用廉价的劳动力比使用淘汰的落后的机器还划算。
作者强调从低薪低技术低端制造业向高新高技术高端经济的转型，并不是要停止生产衬衫，集中力量造大飞机，更不是让政府下令涨工资。一个人重物轻的市场环境，更能刺激技术的发展，而人轻物重的市场环境往往阻碍必要的技术发展。在这方面，政府的职能主要表现在两个领域，第一，维持基本的市场秩序，保护劳动者的正当权利。第二，政府要在社会服务上履行责任，加大投资，如教育医疗，社保，福利，住房等方面。
盲目追求GDP，中国长期过分压低劳动力成本，企业能够轻易通过压低工资来创利润，自然就不追求创新了，由此造成的贫富分化已经影响了社会稳定，也使企业在压低成本这一条走到了极端。政府对社会没有提供基本的服务，教育、医疗、失业救济等社会保障体系长期发展之后，社会自然无法忍受创造性毁灭所引起的短期阵痛，这就造成了各级政府采取眼只顾眼前，能保一个产业就保一个的策略。
七、住房
中国城市的住房，绝大部分应该是保障性住房，所保障的是人的基本权利，为了建设这样的住房，政府要免费出让土地，不征收房地产税，并且通过对商品房高价出售的剩余土地和高额的房地产税来补贴保障性住房的建设，这样不仅保障了居者有其屋，而且绝大多数城市居民住的是小房，城市“浓缩”人口密度加大，公交更加有效率，我们的城市化进而成为可持续的发展。
到2030年，中国城市人口将突破10亿，怎么应付这样的挑战？建设千万人以上的超级城市和巨大的城市群，而目前城市才百万，公路堵车已成为家常便饭，大都市的车速赶不上自行车，空气污染、水源污染引发一系列公共健康危机……
城市化要集约发展，城市就必须“浓缩”，也就是说要提高城市的人口密度，以有限的地区容纳更多的人口，这种“浓缩”有两个核心，一是压低人均住房面积，一是发展公交，抑制私家车的发展，向公路要土地。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严格限制城市的土地供应，土地供应一旦卡死，城市就只能随着人口的增长而“浓缩”，人均住房面积就会下降，否则能源交通污染等问题，就将窒息中国的城市化。
在大城市80%以上的住房应该是经适房或其他保障性住房，对剩下的商品房应该在重税之下经营，使其售价比经适房高出十几倍甚至几十倍。这样普通老百姓有了保障，富人们也可以用他们的合法财富享受自由。
健康的房地产政策有两种模式，市场模式和权力模式，所谓市场模式，就像美国的房地产市场一样，房价也好，地价也好，在既定的法律规约之下，公开在市场上交易，房子一般都卖给出价最高的人，追求效益的最大化。权力模式则把住房定义为人的基本生存权利，国家有义务保障老百姓居者有其屋，换句话说基本的住房权利就像生命自由等其他权利一样，是不能在市场上标价拍卖给出价最高者的。只有在这种基本权利被满足的条件下，剩余的住房才可以拿去市场模式经营。新加坡的住房有85%都属于保障性住房，即所谓“组屋”，大致遵循的就是这种权力模式，如果考虑到15%左右的商品房，很多是供外国人居住，本地居民住保障性住房的比例就更高，荷兰一些大城市保障性住房也占了50%左右。
中国的房地产政策应该走权力模式，而非市场模式，这和市场经济并不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