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宝木笑
哲学的现实问题从来不在于结论推导的过程，而在于研究领域惯性前行后的完全陌生。如果任何学科领域都意味着人类思想的一次远征，那么哲学的终极战场是充满着陌生化甚至绝望的。当康德完成奠定西方哲学史根基之一的《纯粹理性批判》时，曾用“理性王国”形容人类思想的界限，其实哲学史中无数次远征的共同特点就在于，每一次的征途似乎都能走的足够远，却又不够远，总是能走到那个“理性王国”的边缘，却又仿佛永远不能再向前一步。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哲学似乎是带有天生“原罪”的，而这也成为今天的人们诟病哲学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自从人类点燃了自身的文明之火之后，不管是古希腊还是遥远的东方，无数哲学家一路走来，百家争鸣，但核心问题却似乎一直未变，也从未解决。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等仿佛远征的固定方向，也许学派不同，选择的路线不尽相同，但最终仍然还是只能达到那个“理性王国”的边缘，进而就无法再前行。于是，攻击的声音嘈杂但内容也一直未变，即哲学问题本身就是虚妄的，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简直是人类思想最大的浪费和“无病呻吟”。
如果用一种不完全精确的类比，这种质疑本身就带着浓郁的“虚无主义”的味道，而这也正是凯伦•L•卡尔在《虚无主义的平庸化》中极力去做的一件事情，即告诉世人批判和质疑永远高于所谓真理和永恒。只是对于虚无主义这个哲学问题本身，人们的“批判”和“质疑”往往更加充满着武断和煞有介事。虚无主义应该是哲学问题中争论最为激烈，被世人误解最深的问题之一，在19世纪，虚无主义被认为是“毒药”，甚至直到今天，仍然可以看到很多人将虚无主义作为一种“疾病”。在某种意义上，凯伦•L•卡尔的《虚无主义的平庸化》是对虚无主义的一次深刻的梳理，这是一本客观和克制的虚无主义哲学史，这在现今也开始日益嘈杂的哲学界是十分难得的。
对于我们来说，虚无主义和唯心主义一样，其本身的名称便带有接受的困难，相比较而言我们更容易接受存在主义和唯物主义，虽然其中包含的内容和历史流变是同样庞大而繁复的。作为哲学史，《虚无主义的平庸化》是很有些标准味道的，凯伦•L•卡尔的考据准确而翔实，虚无主义确实蜕变于19世纪上半叶的唯心主义流变，即以哲学或诗学形式出现的唯心主义。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在哲学史中备受争议的概念很多，但像虚无主义这样从诞生之日起便被赋予深重负面含义的情形确实不多。虚无主义最初就被作为先验唯心主义隐含的不良后果，甚至最初还被排斥在“理性王国”的疆域之外，换句话说，在当时的哲学界是将其作为一种“诅咒”进行控告的。甚至连黑格尔也被称为“虚无主义的牺牲品”，原因仅仅是因为黑格尔觉得不能对虚无主义完全否定，虚无主义可以分为好的与坏的两种，想来叔本华当时会很开心黑格尔所受的攻击，只是叔本华自己却在这条路上走的更远。
那真是一个璀璨的时代，虽然混乱但确实精彩，20世纪在某种意义上其实仅仅是19世纪延长的尾声，对于哲学而言，19世纪可以与18世纪并肩而立，但20世纪却难以获此殊荣。但对于虚无主义而言，19世纪却令其“坐实”了“不速之客”的负面之名，因为到了19世纪后半叶，虚无主义渐渐与道德、宗教和政治等方面的无政府主义关联到了一起，而这些领域是极端敏感的，虚无主义因此必将承受保守势力更多的攻击。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中间，虚无主义作为俄国向主流思想界挺进的利器显得更为突出，有意思的是，“虚无主义者”在当时的欧洲思想界是作为贬义词出现的，而在俄国情况却恰恰相反，这也是中山大学刘森林教授在《虚无主义的平庸化》中译本前言中上来就指出的地方——为何德国、俄国成为最早孕育现代虚无主义思想的国家。
文学在当时扮演了某种催化剂的角色，虽然在经济社会领域，当时的俄国距离真正的欧洲文明还有一段路要走，但在文学领域俄国的巨匠们完全实现了某种逆袭。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屠格涅夫两位大师分别在文学角度进行了虚无主义的解读，虽然这种解读对虚无主义自身来说并不意味着是一件好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群魔》中描述了一群虚无主义者的活动，小说主人公基里洛夫有一段令人毛骨悚然的论辩，认为自由意志最完美的表现就是自杀（基里洛夫最后也是这样做的，但这也成为后世不完全理解虚无主义的人们攻击虚无主义的一大利器，这些人常常调侃虚无主义者为什么不去自杀，这显然是十分荒诞的）。
作为一本关于虚无主义的优秀哲学史，凯伦•L•卡尔显然不会绕过“虚无主义是什么”这一核心问题。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对虚无主义的很多不了解却显得更为突出，上面提到的文学的催化作用更加明显，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关注虚无主义的同时，屠格涅夫在《父与子》中甚至给出了19世纪后期知名度最高的“虚无主义者”定义：“虚无主义者是……一个以批判性的眼光看待一切的人……他不盲信任何准则，不管这种准则曾经多么受崇敬”。这也是凯伦•L•卡尔要着重论述的问题，即虚无主义的概念应该是一个复合概念，绝非“怀疑主义者的极端”那样简单，比如认识论虚无主义者的切入点是在如何确认正确和错误知识的标准上，真理论虚无主义者则是围绕绝对真理是否存在进行切入等等。事实上，每一个可以写入哲学史的哲学问题体系都不可能被清晰描述，我们只能说至少这些体系代表的是一种观点和视角，而怀疑论只是虚无主义非常小的一个视角而已。
这并非是对虚无主义的“不可知论”，相反，针对这个核心问题，凯伦•L•卡尔在《虚无主义的平庸化》的写法上是独具匠心的。虽然一般分类中的虚无主义有五种，但凯伦主要关注的是认识论虚无主义、真理论虚无主义和存在主义虚无主义三种，因为正是这三种虚无主义夯实了人类对“理性王国”疆域的认知，而弄清楚这三种虚无主义的要义也就明白了虚无主义体系的精髓到底为何物，从而解决了“虚无主义是什么”这一核心问题。这也是为何凯伦没有从虚无主义的真正先驱麦克斯•施蒂纳写起的原因，更是为何在虚无主义远征军中仅仅挑出尼采、卡尔•巴特和理查德•罗蒂三位大师支撑整本书的主要框架的原因，因为他们正是上面三种主要关注的虚无主义领域的旗手，那是虚无主义的核心所在。虚无主义从幼年被排斥于“理性王国”之外，到19世纪后半叶的成长以至20世纪的壮大，其过程是迅猛而极富力量的，其不但回归“理性王国”，而且它远征至这个王国最远的边境，在那里它将赢得自身的荣耀。
这将回到开篇提到的“哲学的现实问题从来不在于结论推导的过程，而在于研究领域惯性前行后的完全陌生”这个问题上来，对虚无主义而言，这种完全的陌生化却是在颠覆人们常识的基础上实现的。知识如何认识、真理是否恒在、表象是否真实、伦理价值是否绝对、生活是否有意义……这些问题不仅是哲学一直以来的核心，更是人类精神生活中不可避免的问题，但就是在这样的问题上，虚无主义延伸到了令人震惊的未知领域。
正因为如此，尼采在书中的地位是崇高的。尼采从未被称为“虚无主义之父”，但其对虚无主义的意义极为关键，《虚无主义的平庸化》梳理尼采虚无主义思想的过程实际上暗含着这样的逻辑：虚无主义是尼采观察世界的最深刻的心理背景，在这一广阔背景下，尼采对欧洲传统进行价值论清算，核心是对基督教和其道德的批判，以及科学理性文明的批判，而这正是虚无主义在20世纪得以全面发展的根基所在。也正是在尼采的道路上一路前行，上面提到的那些问题才有了人们耳熟能详的虚无主义式的铿锵作答：“所有关于知识的断言都是平等”、“不存在真理”、“没有什么是真实的”、“没有善”、“生活没有意义”，这些在人类原有“常识”范畴之外的延伸对我们来说是极为陌生的，更是颠覆性的。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凯伦•L•卡尔关于虚无主义“平庸化”的提法充满着令人玩味的玄妙。凯伦在书中曾认真地强调“虚无主义，这个在19世纪人们认为是毒药的东西，在20世纪后期变成了陈词滥调”，如果从虚无主义自身发展的角度看，这个“平庸化”并非“陈词滥调”那样简单而武断。这里的“平庸化”其实另有所指，书中在介绍卡尔•巴特和理查德•罗蒂这两部分时，涉及到20世纪虚无主义在神学研究和社会思潮两个大领域中具体运用。显然，凯伦是尼采的忠诚的信徒，在其看来尼采的虚无主义思想体系是有着“原教旨主义”味道的，或者换句话说是“纯洁而坚贞”的。巴特的《罗马书释义》虽然引起了基督教世界的轩然大波，粉碎了摇摇欲坠的新教自由主义残余，但是巴特最终未能再往前迈进半步，相反他用尽余生力量在修补《罗马书释义》，试图完成虚无主义和世俗宗教的某种妥协。而理查德•罗蒂则代表了20世纪后半叶的后现代心绪，不管是反基础主义的哲学批判，还是后现代中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甚至解构主义煞有介事地对虚无主义本身进行解构，都难以掩盖其本质上的虚弱，尼采式的虚无主义锋芒再也难以见到。
其实，如果从人类思想本体论的角度说，这种“平庸化”也绝非仅仅是书的副标题“20世纪对无意义感的回应”那样简单。卡尔•巴特和理查德•罗蒂等虚无主义大师以及20世纪有关虚无主义的各种思潮，其自身并非暮气渐深，更非要刻意进行某种中和，而是虚无主义经过发展已经走到了远征的尽头——“理性王国”的边缘。就像虚无主义的诞生并非偶然，而是哲学发展的必然一样，像康德、费希特那样不遗余力地推崇启蒙，用理性精神来质疑一切，必然会把人们心目中那些崇高、神圣的价值消解掉，驱使传统的认知王国面临坍塌。而新建立的“理性王国”也并非万能，其仍然有着无法再扩张的边缘，当人类思想远征至那里，一种虚无感一定会无法抑制地迸发，换句话说，虚无主义是人类思想远征的必然产物。
这也是人类思维达到极限后的必然虚弱，对此的认识将决定着人类能否客观地接受这个世界和自我，而这是哲学和一切科学不堕入神秘主义的最后底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康德对于上帝存在等一切此类极限问题的态度才是现代哲学真正的基石：人类理性的光芒无限，但并非万能，“理性王国”足够强大却并非可以无限扩张。上帝在康德看来是不能轻言有无的，只能说按照人类思维逻辑的最终推导，应该在那边缘之外存在某种全知全能的预设。这样看来，虚无主义者其实往往更像是隐藏着的康德主义者，他们站在“理性王国”的边缘，面对着当年康德同样的问题，其实他们的内心有着与康德同样的答案，只是他们说出口的话带着更多的文本主义倾向，或者说带着一种浓郁的人类情绪。
现代虚无主义最经典的表达自然非尼采的“上帝已死”莫属，其实尼采在1882年问世的《快乐的科学》一书第三卷中已经明确指出了这个“上帝”不仅是指基督教的上帝，也指广义上的一切价值，通过传统方式塑造的各种意义，都将在崇尚理性、科学、批判的现代启蒙文化中死去。即使凯伦•L•卡尔在《虚无主义的平庸化》中一再强调对虚无主义这一系统概念的定义不能做到精确，但我们仍然可以将虚无主义粗略理解为传统意义体系和价值体系的坍塌，虚无主义真正的核心要义不是我们世俗中理解的“破罐破摔”，而是相反，虚无主义希望通过意义和价值的重估，建立一种新的、真正崇高、真正高贵和健康的意义和价值。虚无主义者和一切人类思想的先锋一样，他们看到了“理性王国”边缘的别样风景，只是他们没有选择折中和妥协，虽然那样也许能让其更容易被世俗接受，但他们偏偏走上了一条充满血性和孤独的道路——重构王国内的一切。
意味深长的是，凯伦•L•卡尔在《虚无主义的平庸化》的扉页上写了这样一句话：“献给我的孩子们”，这对不了解虚无主义真正含义的人来说是颇为费解的。因为在我们的语境中，虚无主义不但是19世纪的毒药，更是21世纪的瘟疫，各种负能量和堕落都多少和虚无主义沾边，虚无主义无异于洪水猛兽，这样的祸害怎么能留给我们的孩子们。这正折射出了人类现世的悲哀：我们的问题并不仅仅是对虚无主义的一知半解，其实更在于对虚无主义的那些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无意义感”从来都是“平庸化”的通行证，“上帝已死”却早已成为“虚无主义者”的墓志铭。
法国哲学家德勒兹对虚无主义的评价很适合这样的情形：“（虚无主义对价值和意义的重构）不再是借更高价值的名义来贬低生命，而是对更高价值本身的贬低。这种贬抑不再指生命具有虚无的价值，而是指价值的虚无，指更高价值本身的虚无。”也许，在凯伦•L•卡尔看来，自由的选择和独立的思想才是虚无主义这只一直坚韧前行的荆棘鸟的双翼，而这些正是我们最需要给孩子们留下的天使的翅膀。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们的孩子也会踏上某次思想的远征，他们会领略“理想王国”的旖旎风光，很多年过去了，他们终将会再次去到那永恒的边缘，愿拥有着天使之翼的他们会凝望着不远处似无实有的边界，微笑。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