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电影中经常看到这样的桥段：战场上，一个人被炸成重伤，性命不保却还在忍受痛苦——旁边的战友面临选择，是眼睁睁的看着他受苦，还是帮他平静的走向终点？

相信大多数人都能够做出理智的选择，但一旦类似的场景发生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面对一些治疗无望，只靠呼吸机和各种药剂维持生命的病人，我们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你会说，不对，这完全是两码事：战场上没有医疗救助，可种种监护室里有最先进的设备、最专业的医生和护理人员，现在的医学这么发达，一定可以挽救病人的生命的，哪怕再小的希望也不能放弃！可，真的是这样么？我们对病人，对医学，对重症监护室，真的足够了解么？

这本书——《长远看来，我们都已死去》——则深入重症监护室内部，试图向公众描述临终医疗的真实情况。全书的主题其实只有一个：如何给患者最理想的治疗——既不放过治疗的希望，也不过度治疗徒增痛苦。分别下面几个方面展开讨论：

1. 重症监护室设立的初衷是什么？

最早是为了“维持病人的基本的生命体征，以等待医生找到合适的治疗方案”，或是“手术后给病人更好的护理，使其尽快恢复”。但随着医学研究的专科化，以及技术的发展，重症监护室慢慢变成了病人的最后一站——

专科医生把自己无能为力的病人送到重症监护室，希望在那里看到奇迹；而病人和家属也把重症监护室当成救命稻草。然而不幸的是，进入重症监护室的病人只有很少一部分能够痊愈。最初的重症监护室会布置的更加舒适，更有家的氛围，而现在，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布满各种仪器和屏幕。

2. 医学是无所不能的么？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医生的失误？

• 医学万能的神话

书中讲述了很多通过医生精确的诊断和关键时刻果断的干预措施，挽救了病人生命的例子。这样的传说在医护人员和大众之间流传，营造了一种医学无所不能的神话——似乎医生们总是有法可施，可以无限的延长病人的生命。

没错，准确的时间、大胆的决策、完美的护理，细心的观察很多时候可以创造奇迹。但情况并不总是这样乐观，医疗团队的协作、各种干预措施的配合必须天衣无缝，正如书中所说的，就像一场交响乐——甚至比交响乐还复杂，往往需要好运气。

• 知识和技术的局限

医学发展到今天，我们对于颈部以下——肌肉、骨骼、内脏——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我们知道什么时候采取什么措施让停博的心脏重新跳动，如何让疏通堵塞的血管，如何修复损伤的组织甚至进行器官移植。对这些手术，我们还可以做出较为准确的预期。
相比而言，我们对大脑的了解就少得可怜——我们对大脑的工作机理还没有全面的掌握，也难以预期手术对大脑功能的影响。

所以那些重症监护室里大脑受损的病人，往往更难治疗，甚至陷入束手无策的境地——即便看起来那些在普通病房打着石膏绷带的病人伤得更重。

• 专科医生的困惑

因为医学研究越来越专科化，一个医生往往精于单一疾病的治疗，而对其他疾病和器官以及互相之间的影响无法深入了解。

然而，进入重症监护室的病人往往患有多种疾病，不同疾病之间的治疗经常会起冲突；而且相当一部分是老年人，器官的衰竭、免疫恢复能力的下降，都加大了治疗难度。

这就需要全科医生，以及受过老年病学训练的医生参与到治疗中来。但这些医生的培养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甚至新人顶不上老医生留下的空缺。

3. 如果治疗无望，用设备延长病人的寿命真的对他们好么？

• 延长的是生命还是痛苦？

作者多次强调，重症监护是为了让病人撑到进一步的积极治疗。可如果治疗已经完全无望，病人再也离不开生命维持设备，还应该继续不惜一切代价延长他们的生命吗？尤其是在他们承受生理和心理的双重痛苦的情况下，这样的延续是病人想要的吗？

• 重症监护带来的负面影响

更严重的问题是，长时间的重症监护可能会使得病人身体进一步恶化——呼吸机可能会损伤病人残存的健康肺泡；插入膀胱的导尿管可能会引发炎症；长期不动可能造成局部凝血——短期内这些问题还不大，可如果因为技术局限，医生已经束手无策，这些就是病人本不该承受的，无意义的痛苦。

• 患者本人的意愿

更何况，很多人并不希望浑身插满管子死去，不希望医院的天花板成为他们最后看到的景象。他们更愿意在最后的一段时间里，被自己的亲人环绕着，与他们做最后的交谈，然后平静而有尊严地走向终点。

虽然医生的专业素养可以冷静的知道什么时候治疗已经没有意义，可真要叫停治疗，看着病人在自己眼前死去还是让人难以接受。病人家属总是在要求“采用一切手段救治”他们的亲人，医生很多时候也不甘心放弃——万一还有希望呢？自己能确定100%没有希望了吗？

4. 医学范畴之外的问题

• 稀缺的医疗资源的分配

医疗资源一直稀缺，如果在一部分人病人身上做了过度治疗，可能就会有另外一些人因为资源短缺得不到应有的治疗。书中提到一个例子，一个年轻人大腿骨折，本来不难治疗，但因为护理人员人手不够，最后在等待手术的过程中失血过多而死。虽然这很残酷，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徒劳地延长生命，可能就是在剥夺其他人的生命。

• 法律、舆论会影响医生的选择

还有一些时候，医生已经确信应该停止治疗，考虑如何逐步撤除生命维持设备，但他们很可能要冒很大的风险——舆论的压力、病人的指责甚至是官司、医院管理层的压力——这时他们就无法纯粹的从医学角度去考虑，往往转向更为保守的做法：默许无效治疗的继续，直至病人死亡。很多医生无奈地称之为“罪恶的医疗”。

• 精准有效的沟通和交流

比技术的限制更严重的问题是交流——专科医生和重症监护医生的交流、医生和病人及其家属的交流。

重症监护医生需要向多个专科医生请教，并综合考虑护理人员和病人自己提供的信息，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案。

如何向病人家属准确地传达病人的真实情况和让他们了解手术可能的风险是个艰巨的任务——病人往往没有清醒的意识，家属也大多悲伤和激动。尤其当医生认为治疗无望准备停止或抑止治疗的时候，往往会遭到强烈的反对。

你希望我们尽一切可能救治他吗？这种残酷的询问简直是一种逃避，因为怎么可能有人说"不"呢？这样提问本身就会暗示家属已学有法可施，…在任何情况下，当家属被问到是否需要全力救治病人时，他们都不会回答“不用了，就让它这样吧”。

通过这本书，我了解到了很多之前从未想过的问题，关于临终治疗的观点也不再那么一刀切。虽然让人很难受，但是我们都应该冷静下来，尽可能认识医疗的局限，做出正确的选择，给生命以尊严。

插图摄影师：Rubberball/Nicole Hill（使用时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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