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十七岁的我，带着满怀的寂寥失落来到海滨小城秦皇岛，来到这所此前闻所未闻的学校。曾经的心高气傲，被高考的意外冲击得七零八落。乍一入校，异乡的孤独与现实的不如意交织，心绪久久难以平静，只有把这些难言的苦闷转化为文字，借以充塞那段时光。后来，无意间看到学校文学协会的征文海报，就选了两篇投去。过了一段时间，竟接到通知，说去面试校刊记者。
那是我第一次进到校刊室，第一次见到段老师，清瘦，头发整齐向后梳着，衣着朴素，面带微笑，烟不离手。再后来，投稿文章中有一篇得了这次“韩愈杯”征文比赛特等奖，我也成为校刊九五级的五名学生记者之一，并加入了校文学协会（当时文协受校刊室指导）。校刊每周有例会制度，在校各年级学生记者与几位校刊老师一起交流工作、沟通思想、讨论问题，那时，高年级的师兄师姐们才华横溢、文采飞扬，也很有见地，段老师就像一个家长，在大家讨论结束后作总结，还会就新闻写作、文学创作、文艺评论等作一些简短的专题讲解，其知识之渊博、洞察之深刻，让我们发自内心的佩服。这样的一个充满魅力的集体深深吸引了我。当时为了能使自己参与这些讨论之中，课余广泛涉猎很多方面的图书，这对于一个纯粹的工科学生，算是有些“不务正业”了。可能正是在这样一种开放、融合、提高的氛围中，我个人的思想也在不断地跃动和升华。
加入校刊后，最初我文笔还很稚嫩，写了几篇偏“文艺”的小文，但都没能发表，现在回想起来，可能确实只是一些无病呻吟的小情绪，段老师对这些文章都做了认真批阅，提出了修改意见，希望我更多发挥自己的优势和特长。当时，各类社会思潮泛起，校刊这样一个思维活跃的群体自然对此也很关注，一次校刊例会大家对利己主义问题进行了讨论，观点莫衷一是，会后我写了一篇《合理的利己主义合乎何理》的评论文章，段老师看后认为很好，简单修改就发了出来，其后接着我又连续发表了几篇评论文章，得到了段老师的赞许，认为我看问题比较客观深刻理性。再往后，随着学校规模扩大，学生记者不断增多，他按照自己的想法，在校刊搭建出了更大的舞台，把内部划分为三个板块——记者部、创评部和编辑部，把满腔热忱都投到了这张小报和这些学生身上，我有幸成了唯一三个板块都被吸纳进入的学生，聆听段老师教诲的机会也更多了。随着接触的增多，对他的敬佩也与日俱增，其中有学识的方面，更有为人处世表现出的士大夫情怀和谦谦君子风范，知行一致，表里如一。
大三的时候，由于种种原因，段老师突然从校刊调任到学校高教研究所工作，我们能当时感受到他内心的纠结，感受到他与这个集体、与这群学生的不舍。到高教所后，他依靠自己的勤奋努力，很快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在一些知名核心期刊上了发表了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引起广泛关注，成为全国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一名很有实力的学者。只是与学生的接触不像原来那么密切，这成了他的憾事。以前的学生也很想念段老师，隔段时间或者遇到一些事情，总会去他办公室或者家里坐坐，听听他的意见。他也会把自己在高等教育这个新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和治学心得与我们分享。期间，我以专业第一考上研究生，段老师获知后非常高兴，主动帮我介绍联系导师。之后几年，我一直在校刊做编辑，一直持续到研究生期间。
临近硕士毕业，我做出了一个令很多人意外的决定，准备放弃学习了七年的工科，转考经济管理专业的博士。当时我冒出这个念头后，很多人不解，也认为不太可能，但段老师听后，坚定地支持我的想法，也相信我一定能够成功。所幸的是，我最后以专业第一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所的博士。离开学校时，我特意向段老师告别，他赠我一支颇为贵重的英雄钢笔，并在笔盒上写下了“学无止境，百尺竿头有百尺；艺不压人，多才多艺不是多”的赠言。博士二年级时，我回到母校，见到了段老师，他开玩笑地说博士论文形成后，可以帮我提提意见。论文成稿的第一时间，我通过电子邮件发给了段老师，他打来电话，说具体内容他很难提意见，只是希望要注意论文中核心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这是做学问的根基。十年前，我博士毕业，通过公务员招考进入国家机关工作，我把这些情况向段老师报告，他知道后很高兴，希望我好好把握机会，靠自己的本事和人品站稳脚步。
工作后，身不由己，很难抽出时间经常去看望段老师，但从其他老师和学生那里也经常听到他的消息，知道他很挂念我，把我看成是“得意门生”。这两年，微信兴起，我发起建了一个“小报记者”群，将当年这批志同道合的学生重新聚在一起，段老师知道后欣然作【山坡羊】以祝贺——“师生情谊，多少志趣，春风碧水说得意。共笔犁，筑新渠，文章义气与天霁。喜看桂花香月里。合，得胜曲。分，傲东篱！”去年六月初，我和两位曾经在校刊共事的师兄师姐从北京回到秦皇岛，去看望段老师，那时他已病重，身体很虚弱，但见到我们，眼睛一下有了亮光，人也突然精神了许多，尽管说话很吃力，但还是拉我们坐在病床前，断断续续说了一个多小时，他追忆起过去与大家相处的时光和对大家的印象，说起天南海北校刊记者们现状以及大家对他的关心，听听我们现在家庭事业的情况。听说我已提任了处长，他感到很欣慰，勉励我要坚守自己的人生信念，正道直行，踏踏实实走好每一步。临分别的时候，他还与我们约定要争取来京参加师兄的婚礼。未曾料想，这次见面竟成永诀。一个月后，听到段老师去世消息，我呆呆地坐在办公室，两三个小时一动不动。
转眼间，段老师离开我们一年了。我一直在想，人的一生中，从小学乃至大学再到参加工作，会遇到很多老师，但对于每个人的成长，可能会有那么几位老师至关重要，他们或在人生分岔口为你指明了一条路，或在黑暗中为你点亮了一盏灯，或在低谷时给了你前行的勇气与信心。韩愈在《师说》中道出了为师者的使命，那就是“传道授业解惑”，但什么样的人更适合或者有资格为师，我想可能关键有两点，那就是德高——“景行行止”，学广——“智周万物”，而段老师正是这样的人。他没有真正在讲台上为我们授业解惑，但他的正直不阿、一尘不染，他的勤奋严谨、博学明辨，乃至他的一言一行都深深地感染了我们，“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种影响已经潜移默化成为我们人生追求的一部分，内化成为我们自身的品格，这正是师者之魂，是师道生生不息的力量。有师兄将段老师喻为爬山虎，他身上确实有爬山虎的影子，虽然看似普通平凡、默默无闻，但却衍生出了一片春天。
段老师送我的钢笔和赠言，我一直珍藏着，每每看到笔盒上那两行字，我仿佛就又看到了段老师，端坐在书桌前，在一摞摞书后，在香烟环绕中，依然是他那清瘦的身影，或眉头紧锁，独自一人苦读深思、奋笔疾书，或面带微笑，语重心长地向围坐在四周的学生娓娓道来……
（王任飞 2015年7月5日于北京）
